人头上缠着一条红带子，唾沫横飞地发表了一通演说。他得了头痛病，吃药无效，只好用缠红带子的方式来减轻痛苦。他讲完话，到大人物身边请示。

    大人物慢吞吞地站起来。鲁立人说：“欢迎张生同志给我们做指示。”他带头鼓掌，百姓们愣愣地望着台上，不解其意。

    大人物清清嗓子，慢条斯理地，把每个字都抻得很长。他的话像长长的纸条在阴凉的东北风中飞舞着。几十年当中，每当我看到那写满种种咒语、挂在死者灵前用白纸剪成的招魂幡时，便想起大人物的那次讲话。

    大人物讲完话，鲁立人随即发布命令，让哑巴和区小队的队员，还有几个屁股上挂着盒子炮的干部，把十几个捆绑得像棕子一样的人押上了土台子。他们把台子站满了，挡住了百姓观看大人物的视线。鲁立人下令：“跪下！”这些人，识趣者立即下跪；不识趣者被踢着腿弯子下跪。

    台下的群众低着头，用眼睛的余光瞟着左右的人，有大着胆瞥一眼台上的，但一看到那些跪着的人们鼻子尖上拖着的长长的清鼻涕，便迅速地低了头。

    这时，一个瘦人从台下的人群中战战兢兢地站起来，用嘶哑的嗓子颤抖着说：“区长”……我……我有冤枉啊……“

    “好！”上官盼弟兴奋地大叫着，“有冤枉不怕，上台来说，我们给你做主！”

    群众的目光一起扫向那瘦人。瘦人就是磕头虫。他那件烟色绸褂已经破烂不堪，一只袖子基本脱落，露着半个漆黑的肩膀。那个原先路线笔直的大分头乱糟糟的，成了一个老鸹窝。他在阴风中哆嗦着，灰白的目光胆怯地四处张望。

    “上来说嘛！”鲁立人道。

    “事儿不大，”磕头虫道，“我在下边说说就行啦”

    “上来！”上官盼弟道，“你是叫张德成吧？我记得你娘挎着篮子要过饭，苦大仇深嘛，上来说。”

    磕头虫罗圈着腿，从人群中弯弯勾勾地绕到台前。土台子约有一米高，他往上跳了一下，胸前沾上一片黄土。台上一个身高马大的士兵弯下腰，抓住他一只胳膊，猛地往上一提，磕头虫双腿蜷曲，吱吱哟哟地叫着上了台子。士兵把他掷在台上，他的双腿像踩着钢丝弹簧一样，身体上下耸动，好久才站稳。他抬头望望台下，猛然发现了那数不清的含义复杂的目光。他双腿打着徱，扭扭捏捏，结结巴巴，啰嗦了半天也没说清一句话，侧身就要往台下哧溜。身高体胖、气力不让男儿的上官盼弟抓住了他的肩头，用力地往后一扳，扳了他一个趔趄。他可怜地咧着嘴，说：“区长，放了我吧，权当我是一个屁，您放了我吧。”上官盼弟汹汹地问：“张德成，你倒底怕什么？”张德成说：“我光棍一个，躺下一条，站着一根，没有什么好怕的。”上官盼弟道：“既然啥都不怕，为什么不说了？”张德成道：“没什么大事，算了吧。”上官盼弟道：“你以为这是闹着玩吗？”张德成道：“区长别生气，我说还不行吗？我今日豁出去了还不行吗？”

    磕头虫走到秦二先生面前，说：“二先生，您也算是个有学问的人，您说说，我跟您上学那阵子，不就是打了一次瞌睡吗？可您用戒尺把我的手打得像小蛤蟆，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您当时是怎么说的，还记得吗？”“回答他的问题！”上官盼弟大声说。秦二先生仰起脸，翘着下巴上的山羊胡须，嘤嘤地说：“年代久远，记不得了。”“您当然记不得了，可我还牢牢地记着！”瞌头虫情绪渐渐激昂起来，话语也开始连贯，“老爷子，您当时说，‘什么张德成，我看你是磕头虫’。就这么一句话，我这辈子就成了瞌头虫了。老爷们叫我瞌头虫，老娘们叫我瞌头虫。连抹鼻涕的孩子也叫我磕头虫。就因为背上了这么个臭外号，我三十八岁的人了，连个老婆也讨不上哇！您想想，谁家的闺女愿意嫁给个磕头虫？我惨哪，我这辈子倒霉就倒在这个外号上……”磕头虫动了感情，竟然鼻涕一把泪两行。那个镶铜牙的县府干部揪住秦二先生花白的头发，使他的脸仰起来。

    “说！”县府干部厉声问，“张德成揭发的是不是事实？！”“是，是。”秦二先生的山羊胡子像山羊尾巴一样抖动着，连声答应。县府干部把他的头往前一推，秦二先生的嘴巴便啃到了泥巴。“继续揭发！”县府干部说。

    瞌头虫用手背沾沾眼睛，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鼻尖用力一甩，一坨冻鼻涕像鸟屎一样飞到席棚上。大人物厌恶地皱皱眉头，掏出洁白的手绢擦拭眼镜片。他冷静得像一块黑石头。磕头虫说：“秦二，您是势利眼，司马库上学那会儿，往您夜壶里装蛤蟆，爬到房脊上编快板骂您，您打他了吗？骂他了吗？给他起外号了吗？没有没有全没有！”

    “好极了！”上官盼弟兴奋地说，“张德成揭露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秦二不敢惩治司马库？因为司马库家有钱，司马库家的钱是哪里来的？他不种麦子吃白馍，他不养蚕穿绫罗，他不酿酒天天醉，乡亲们，是我们的血汗养活了这些地主老财。我们分他家的地，分他家的浮财，实际是取回我们自己的东西！”

    大人物轻轻地鼓了几下掌，表示对上官盼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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