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图书馆，历史老师自杀前几天的报纸，上海、江苏等省市镇压了文革打砸抢分子，判处武斗头子死刑。早在这一年9月5日，《人民日报》上就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讲话，要求及时惩治一批文革中杀人放火强奸犯和打砸抢劫分子。在10月初的全国各种报刊上，连篇累牍反反复复的社论及报道，主旨相同：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法治国。

    这样的宣传轰炸之下，他精神再也承受不了。是害怕判刑坐牢，还是真觉得他罪有应得，害了弟弟？还是他有更深的失望，更充分的理由？我不知道。也无法想个水落石出，他自杀了，他再也不需要呼吸。

    我对他充满了蔑视，甚至在几秒钟里产生着和上当受骗差不多的感觉。他值不得我在这儿悲痛，这么一个自私的人，这么个自以为看穿社会人生，看穿了历史的人，既然看穿了，又何必采取最愚笨的方式来对抗。他的智慧和人生经验，能给我解释一切面临的问题，就不能给他自己毅力挺过这一关。

    也许我冤枉了他，我不该这么看待他。他们家，他本人，不断挨整，他一家从未喘过气来。只有文革造反，好象给了他一点掌握命运的主动权，其结果却是更可怕的灾难，更大的绝望。为弟弟的死母亲的死，他一直精神负担沉重。

    我想起那次与他谈到遇罗克，说遇罗克为了说真话被枪毙的事，他突然不许我说下去。那副神色，眼睛很亮，实际是一片空白，是他深藏的恐惧。当时，我认为他不该那样粗暴对待我，还为之暗暗伤心。

    他对自己的命运一直是病态地悲观，但我却偏爱这种病态。将同病相怜，自以为是地转化为爱恋，制造出一种纯洁的，向上的感情，把我从贫民区庸俗无望中解救出来。有那么几天，我以为自己做到了，现在我明白自己彻底失败了。

    好象我是他，而对面那张椅子坐着的是我，一个不谙世事的黄毛小姑娘，她说着，而我听着，不时插上几句话，鼓励她继续说下去。没有说话声，这个房间多么可怕，没有说话声，这个孤独的世界，末日般的黄昏正在降临。他的开水瓶，依然在靠墙的地方立着。窗外仍然是下课后学生的喧闹，远处打蓝球的人在抢球，投球，在奔跑，从左边跑到右边，从右边跑到左边。生活照常，日子照常，不会因为少了他这么一个人，谁就会在意差了一点什么，早就有另一个教师在教历史课。好象只有我感到生命里缺了一块，但是天空和树木照旧蔚蓝葱绿。因此，他要走，要这么走，就由他走好了，他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对不对？

    我朝自己点头，在我点头之际，一种声音从我心里冉冉而升，就象有手指很轻地在拔弄我的心一样，这种有旋律的声音，就是我和他在那个堆满书的房间做爱时，他在旧唱机上放的音乐。江水在窗外涓涓不息地流淌，稀稀密密的阳光映照在我一丝不挂的身体上。他的脸贴着我的乳房，他含着我的乳头，牙齿轻轻咬着，叫我又痛又想念，我的眼睛既含羞又充满渴望，象是在祈求他别停下，千万别松开。他的手放在我的大腿间，那燃烧的手，重新深入那仍旧饥饿又湿热之处，仅仅几秒钟，我的阴道就向他难以抑制地展开。这身体和他的身体已经结成一个整体，就算周围站满了指责的人，我也不愿他从我的身体里抽出来。我记不清那乐曲叫什么名字，但那音乐美而忧伤，那音乐让我看到在人世的荒原之上，对峙着欢乐和绝望的双峰。

    到这时我才想到，他为什么做到一字不留，不只是为了照顾我的反应，或是怕给我的名声留下污点，而是因为他清楚：他对我并不重要，我对他也并不重要，如果我曾径疯狂地钟情于他，他就得纠正我，用他沉默的离别。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走到江边，把他给我的诗，包括我写给他的信、日记中与他有关的记述，一页页撕掉，看着江水吞没，卷走。

    这城市的风俗认为，吊死的人是凶鬼，和饿死鬼一样，得不到超度，也得不到转世，去不了天堂，而河流是通向地狱的唯一途径。无论在人世或是在阴间，他都是一个受难者，如果这江水真的流向地狱，他能收到由江水带去的这些他从未读到过的文字，他还会这样说吗——“终有一天你会懂的”？

    3

    近半月时间中，一个男人早就离开现在却突然进入，另一个男人一度进入现在却突然离开，好象我的生活是他们随时随地可穿越的领地。

    我是在这个时候坚定了要离开家的决心。

    我知道自己患有一种怎样的精神疾勃—只有弱者才有的逃离玻仰望山腰上紧紧挤在一块的院子，一丛丛慢慢亮起的灯光，只有逃离，我才会安宁。

    轮渡停在对岸，迟迟不肯过来。守候在趸船里的人异常多。我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站着。不知要到哪里去，也不知以后怎么办，更未去想我将去追求什么。离开就是目的，我背着一个包，里面有几本书和换洗衣服。我对自己说，你只要渡过江去，其他什么都不要多想。慢慢的，我真的安静下来。一旁一对看上去象老熟人的男女的说话声传入我的耳朵，东家长西家短，婆婆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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