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琴和帽子都是我曾径见过的，她把口琴递给我。“你再也见不到他了，”她说这话时好象带着一种莫名的快感，仿佛是一个击中要害的报复。

    “为什么？”我问，我知道在说谁。

    “他得肺癌死了。临死前他希望见到你和我，让他的老去找你二姐，好不容易找到二姐，二姐却没有过江来叫我，即使叫了，你也不在。”拿准我地说，“即使你在，你也不会去的。”

    “我不在，”我喃喃重复的话。在1986年4月20日生父咽气的那一刻，三年前，二岁的我在哪里？在哪个城市潇洒地打发？可能和一群人在喝酒闲聊，哈哈大笑，正把身体倒向一个自认为爱的怀里？我想不起来，感觉脑壳上开始有东西在敲，我从被子里坐了起来，语气平淡地说，“人要死了，我还是得去的嘛。”

    俯下身的脸，我看不清楚，觉得她在冷笑，但是她的手抹了抹脸，那么说她在流泪。

    二姐写信从来没提这事，我相信她今后也永远不会给我讲这件事：生父的，我的婆婆，为了儿子临死前想见我一眼，来找二姐。二姐却直接了当地说，“你不要来找家，不要来找家，家不会认你们的。”

    二姐会一直守住这个，如同她守着另一个一样：曾代收我生父按月寄来我的十八元生活费。

    后来知道了，也没有一句话责怪二姐。在这件事上，心里一直很虚，她对家其他的孩子都总是采取一种卑微的姿态，把一腔委屈和悲痛留给自己。

    说她有感觉，连续好些里做梦，都梦见我生父象个小儿哭啼，责怪不去看他。以前他在她的梦里不是这副样子，便知道他已走了。

    癌症晚期，没有医院肯收他，集体所有制的塑料厂不肯出医疗费，家里人抬着他，一家家医院走，只有几张病床的一个乡镇小诊所算是开恩，收下他等死。他的侍候了一段时间，也不干了，连场都不愿去，她心里明白自己在他心里的。

    “死的时候，他就叫我和你的名字，求他的老来找俩。”停了停，说我生父平常连个鸡蛋都舍不得吃，他得肺癌是由于缺营养，身体差，在厂里长年做石棉下料。婆婆拉住的手哭着说，他才四十九岁，我这种活够了的白发人不死，他啷个死了，老天爷长的啥子嘛？

    3

    或许从那以后，就开始把佛请到家中，父亲和也分开睡，可能每夜哭醒？但她比以往更细心周到，照顾着比她大十岁的父亲，天一亮就上阁楼去，倒掉父亲的尿罐，提着烧开的水，为父亲泡上一杯茶，因为父亲的支气管炎，她硬是把父亲的叶子烟扔掉，让父亲戒了烟。父亲生病卧床不起时，就把做好的饭菜送上楼，喂父亲，睡在父亲身边，怕父亲一口气喘不过来。她宁愿自己走在父亲后面，哪怕到时她一人无人照顾，若她走在父亲前头，没她，父亲怎么办？

    她不爱父亲，却为父亲做从未为我生父做的一切，她的孤独，她的心事，只能向佛诉说，她没有一个听众，连她这刻对我说的，也是声音轻得不能再轻。知道眼瞎耳聪的父亲未睡着，听力神奇地好，一层薄薄的楼板也没用，她不愿意伤害父亲，她认为自己伤害父亲已经够多的了。

    口琴的冰凉，刺激着我好不容易在棉被里暖和过来的身体。我这个冷心人，不，一个冷血动物，伸过手去拿那顶墨蓝色的小帽，摸着面上的丝绸，里面的绒，帽子上被老鼠或虫咬坏的小洞。我闭上，想象当年生父怎样从他的裤袋里掏出这顶帽子，然后把它戴在我的小脑袋上的一串动作；站在严冬寒流中，他对说风大，不要让我着凉了；我十八岁时，一辈子的一次会面，他那副小翼百倍讨好，想讨我喜欢的种种情形一一浮现在我面前。

    他在城中心的最高点枇杷山公园，对我说过的话，当时我根本不在意，这时我却一字一音记起来了。

    他说，你的身世，你千万不要透露给任何人。尤其是你未来的丈夫，绝对不能让他知道，不然你丈夫公婆会看不起你。你以后一生会吃大苦，会受到许多委屈。

    他说，在他跟着我时，他看见了许多我受人欺侮，又不能奔过来帮我，心里直恨自己。

    他说，你得原谅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你得原谅你妈和我，你得对你妈好点，为了你，她太受苦了。

    那个焰火齐放的夜晚，想起来真是灿烂。我当时感觉到那是一个节庆，不明白这座有什么可喜气，想必是国庆节。为了确认，我在图书馆翻到1980年旧历八月二十三日，和生父记在心头的我的生日。那天正是十月一日，这个国家在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大喜日子。那天晚上最高级在人民大会堂设宴请外宾，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和夫人，以及越南共产党亲华派流亡领袖黄文欢。

    我把装订好的一册册报纸逆时翻，手指一触，泛黄的纸因为时间长久，一不小心就脆开一条缝。越接近1962年9月21日——我出生的那天，我的手越抖得厉害，纸的裂缝也就越大：那是个星期五，为旧历壬寅年八月二十三日。那天发生最大的事，是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我空军击落U－2美蒋间谍飞机，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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