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五月，韩练成由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职上调入国防研究院第一期做研究员，逐步形成了多军兵种合成作战、军训、军制等国防战略层面上的思维体系，撰写过《动员学》、《论国防教育》等论文。

    韩练成一边潜心研修，一边梳理他的人生轨迹：从军十七年，以他当时的军衔、职务，在军中也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但是他仍然有一种苦闷、压抑、孤独的感觉，总觉得报国投错了门。

    早在一九三三年三月，韩得知好友关麟徵率部在古北口长城勇抗日军时曾兴奋不已，他求见蒋介石，要求去关部参战，受到了蒋的冷遇。

    蒋对韩

    “不懂政治”的求战举动很不满意。这让韩体会到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荒谬。抗战军兴，韩在重庆、在桂林、在国民党各派系的军队中，很难看到**的气息。

    国难深重，国民政府的中央和地方却仍在明争暗斗。以韩的观察，只有中国**充满了朝气，坚持了抗战。

    六月，经过缜密的考虑，韩练成委托无党派人士周士观通过他的女婿、下党员于伶安排了与周恩来的第一次单独会面。

    由于与周已不是初次见面，又有

    “黄埔师生”关系，谈话直入主题：韩练成向周恩来简要介绍了自己的经历，谈了自己对当前军事、政治形势的看法，明确表示要投身**，要求加。

    周恩来则谨慎地表示，目前国共合作，**不在国民党内部、层展党员，希望韩在国统区、在蒋、桂高层好好工作，为国家、为抗日统一战线作贡献。

    在谈话就要结束，准备分手时，周恩来突然问：“韩参谋长，你是桂系将领，刚才你说在西北军为焕公解围，是怎么回事？”韩练成介绍了他与冯玉祥的渊源，周恩来又问：“那么，‘四一二政变’前后，你也在西北军了？有一位，也姓韩，叫韩圭璋的人，你认识吗？”韩练成惊呆了半晌才说：“我就是韩圭璋。”周恩来也吃了一惊：“你就是？”周恩来告诉韩，他是从刘志丹处知道韩圭璋的。

    从此，韩确定了与党的同志关系，开始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工作。

    韩严格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从整体战略高度，以人民解放事业的大战略为目标，直接参与制定或影响国民党的既定战略；除了周或周本人指定的王若飞、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之外，绝不接触党的其他地下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

    在韩练成投身北伐的初期，虽然他已经有了反帝、反封建的热情，有建立大同世界的理想，但他在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对前途的选择仍然多是在利害、利益这两种取向中摇摆。

    抗战爆，责任和道义开始出现在他的选择取向中，他经常思考作为军人的意义，他逐渐固化了救国救民的人生目标，个人的利害和利益已经微不足道、已经无所谓了。

    直到他下定决心追随**，他的人生取向就再没有改变过。而这种责任和道义的取向选择一直跟随他走到人生的尽头。

    一九五零年一月，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治中曾当着彭德怀、习仲勋的面说，我问过周总理：韩练成

    “是蒋身边的红人，并非常人从表面上看到的‘杂牌’军人，也不是受排挤、没出路的人，这样的人为什么也会跟**走？”周恩来答：“这正是信仰的力量。在重庆期间与**人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同志相识交往，深感**的伟大。在聆听了**家讲述的**道理后，有了一种醍醐灌顶、大彻大悟的感觉。当他提出参加**时，周恩来建议他，当务之急是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为抗日救国出力。董必武告诉他，到时候**人会派人和他联系。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想搞**，动内战，派他出任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军长，进攻山东解放区。由于第四十六军属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该军完成整编后，随即派到海南岛接受日军投降。这时韩练成想与我琼崖纵队联系，因琼崖纵队与党中央没有建立电台联系，韩练成的尝试没有成功。一九四六年六月内战爆十六军从青岛上岸调往山东，配合国民党南北夹攻与山东解放区进行决战。一九四七年元旦这天，华野长陈毅收到了一封军委的电报，电报的大意是，国民党四十六军已由广东海运青岛，该军有起义的可能，望华野派人以董必武的名义与该军军长联系。陈毅与华野粟裕、黎玉、舒同等商议决定派广西人陈子谷前往四十六军。陈子谷乔装打扮来到四十六军驻地兰底镇见到了韩练成，韩练成向陈子谷道出了不便率部起义的苦衷，因为四十六军的三个师长一个是李宗仁的外甥，一个是桂系的少壮派，他根本不好调令，但他把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和盘告诉了陈子谷。同时向陈毅提出恳请派一位级别高的代表前来谈判。陈子谷向华野长汇报后，陈毅决定派华东秘书长魏文伯前往，韩练成依然摇头。此时华野政治部主任舒同自荐请缨，深入虎穴。舒同与华野敌工部长杨斯德一同前往，舒、韩坦诚相见，达成五条协议，并安排杨斯德、解魁留守韩部，随时进行联系。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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