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绝对不是张心在痴心妄想，因为张心在前世的时候就曾经认真的了解过当时的马歇尔在中国和蒋介石以及延安方面的谈判。

    抗战胜利后，国共通过“重庆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双方都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并认同了“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主张。“协定”虽然签了，内战却一直不断。于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马歇尔取代赫尔利启程来华时，杜鲁门总统致信他说：“我特别希望你竭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包括各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实现中国的统同时实现停止敌对行动，尤其是在华北停止敌对行动。”马歇尔说，总统提示，中国各政党当然包括中国**。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也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战”。在这种国内国际背景上，马歇尔竭尽全力斡旋，终于使中国的局势出现了转机：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持续近四个月的国共武装冲突暂告结束；一月三十一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国共又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二月二十五日，国共之间最为棘手的整军协议也得以签署。

    从当时的媒体报道来看，《和平建国纲领》签署后，全国各界一片欢欣，以为中国真正的和平来了，宪政中国上路了。

    “纲领”总则说：“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全国力量……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同时确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主张“以政治的方法解决政治纠纷”。在“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及财政、教育及文化等九条分述中，双方主张“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确保司法权之统一与独立，不受政治干涉”，“积极进行地方自治，实行自下而上之普选，迅普遍成立省、县（市）参议会，并实行县长民选”，“军队属于国家，军人责任在于卫国爱民……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关于军事问题协议”进一步申明：“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有公开或秘密的党团活动……凡军队中已有党籍之现役军人，于其在职期间不得参加其驻地之党务活动。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争之工具……严禁军队干预政治。”。

    同时集》中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的全部文稿，以及同时期的其他**党史资料。我的感觉是，当时真正希望中国和平建国，接受走宪政民主之路的。蒋介石在马歇尔的“调处”下，也勉强接受了**提出的这些协定。但由于国民党党内的顽固派极力反对，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大哭大闹，说政协决定“不利于国民党，是国民党的失败”。国民党高级幕僚唐纵在日记中也说，“凡是为党说话者，可得到鼓掌。邵力子报告与**谈判经过与政治协商会议召集情形，方觉慧对**谈判表示愤慨，而责签字者负责……”当时的蒋介石shì从室的高级参谋唐纵在日记中还说，“如不能与**在力量上争雄，余主张仍以政治解决为宜，但党内无人赞同此议……”同上，蒋介石也表示，“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于是，“政协决议”后来成了一纸空文，内战随之爆。结果，当然是坚持一党**的国民党崩溃了。

    重读半个多世纪前马歇尔的“报告”，不禁感慨系之。当时国共谈判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绝好机会，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顽固，企图以武力解决问题，使中国又失去了一次宪政机会。假如那时国共两党按照已经达成的协议去做了，那么中国的历史也许是另一种情形了。

    重读半个多世纪前马歇尔的“报告”，不禁感慨系之。当时国共谈判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绝好机会，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顽固，企图以武力解决问题，使中国又失去了一次宪政机会

    因此张心当时认为这个机会太可惜了，所以张心现在需要做的既然已经知道内战要开始了，可是却一定要把马歇尔对中国的援助计划给留下了，这个才是张心需要做的。

    为了这个目的，张心在第二天的时候，陪同马歇尔来到了南京，在黄浦路上的6军官校的地址接受蒋介石的接见。

    “蒋委员长，你好，很高兴的见到你，”当张心陪同着马歇尔到了的时候，蒋介石和宋美龄已经在外面迎候马歇尔的到来了。

    “欢迎马歇尔将军的到来，希望将军能够在中国度过一段愉快的日子。”蒋介石这个时候对着马歇尔说道，一旁的宋美龄在为蒋介石做着翻译。

    “谢谢蒋委员长的欢迎，蒋夫人，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你还是那么的mí人。”马歇尔这个时候也对在一旁的宋美龄说道。不过这个倒不是马歇尔刻意的对宋美龄的夸奖，而是宋美龄确实是有着这样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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