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变态。

    那天听完报告出来，已经五点多钟。我说：“以后这种报告我再也不来听了，本来是四点钟下班的，听个报告搞到五点多，不合算。”

    白蓝说：“去吃饭?我请客。”

    我们在街上找饭馆，我和白蓝没有固定吃饭的老地方，我说去吃面，她说吃面太寒伧，吃西餐吧。后来我们跑进一家牛扒城，闹哄哄的全是人，这是戴城唯一可以用33Y．．吃东西的地方，桌子都是用大木板做的，有点像猪肉店的砧板，凳子也是他妈的条凳，只不过比面馆里的条凳更宽更长。服务员端着刺啦刺啦的铁板牛扒在人群中穿梭。有人不吃饭，对着一个二十九英寸的电视机狂唱卡拉OK，唱的是张学友的《吻别》。这根本不是西餐厅，我在电视里见过西餐厅的，那里很安静，还点蜡烛，服务员穿得像新郎。白蓝说：“你说的那是法国西餐厅，这个是美国西部的西餐厅。”

    我们坐下来，在一群女中学生之中，大家都坐在一张条凳上。有个女中学生胸部特别大，她图方便，把两个胸就放在了桌子上。铁板牛扒端上来之后，刺啦刺啦的全都溅在她的胸上，她尖叫着跳了起来。我看得好玩，白蓝拧了拧我的胳膊说：“不许朝人家看，小流氓。”

    我哈哈大笑，我想起李晓燕奶奶的事情，当时我妈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后来我想到李晓燕的奶奶已经死了，心里有点难过，我就不笑了。这件事情我一直希望它没有发生过：我没有看到过麻袋片，或者，她没有跳楼。这样我都能过意得去。

    我和白蓝是并排坐着的，这么讲话很不方便，后来我骑在条凳上和她讲话。她没法骑，她那天穿着一步裙，就算不穿裙子，她也未必愿意骑着凳子和我说话吧。

    她说：“小路，你自己知道吗?你和别的青工不一样。”

    我问她：“不一样在哪里?”

    “我说不上来，你以后也许能去做点别的。”

    “做什么呢?”

    “你不要用这么弱智的方式和我说话，可以吗?”她瞪我一眼。

    我说，我来告诉你吧，我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的数学老师说过，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我以为这个世界上这种人比比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悲观的人很少很少，有些人本来应该悲观的，可是他们打麻将唱卡拉OK，非常快乐。我身边全都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用什么方式来看这个世界。悲伤的，还是乐观的。我小时候认为，一件事情要么是快乐的，要么是悲伤的，它们之间不具备共通性。可是我终于发现，悲伤和快乐可以在同一件事情上呈现，比如你咬了王陶福的老婆，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件好玩的事，都笑死了，但我却感到悲伤。我悲伤得简直希望自己去代替你咬她，这样就不会那么难过了。这就是我和别人的不同，仅仅是微小的不同，不足以让我去做点别的。我和我身边的世界隔着一条河流，彼此都把对方当成是神经分裂。

    那天我在吵吵闹闹的牛扒城，用很低的声音说，白蓝，我爱你。但那地方太吵，连我自己都听不清。说完这句话，她没有任何反应，我想放亮嗓子再大声说一次，但我又觉得，这件事情连做两次是很傻逼的，第一次是为了爱她，第二次纯粹只是为了让她听见。我就当自己什么都没说过。

    后来，我吃完了一盘黑椒牛排，感觉像什么都没吃，这牛排还不如我们厂里的猪排呢。我也不想吃下去了，没心情。我发给她一根香烟，她摆摆手。说：“我们走吧，闹死了。”这时候，卡拉OK里开始放黑豹的《Don’t Break My 》。这次是原唱，很好听。

    出门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往新知新村方向去，先是推着自行车走，走累了就骑上自行车。我给她讲些班组里的笑话，长脚，六根，元小伟。她有时笑，有时皱眉头。

    在新知新村，她停下自行车，我习惯性地调头回去。她说：“你上去坐一会儿吧，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我就停好自行车，跟着她往楼上走，楼道里黑乎乎的。那时候我不知道上楼要走在女士前面。我只知道跟着她走，一步裙很性感，我眼睛正对着她的裙子，虽然楼道里很黑，还是看了个一清二楚，躲都没地方躲。

    如今让我回忆白蓝的家，我能想起来的是：那是一套两室户的老式公房，房子的质量大概和农药新村差不多，没有客厅，阳台很狭窄。这套房子几乎没有装修过，水泥地坪保持着毛坯房的本色，窗框是木制的，刷了一层绿漆，已呈剥落之状。她就独自住在这套房子里。她拉亮电灯，到厨房去烧水，我独自坐在朝南的房间里。不久之后，她端着一碟瓜子进来，说：“在烧水，等会儿泡茶。吃瓜子?”我说我不吃，但是可以抽烟吗?她说：“你随便，烟缸在书桌上。”

    她的家具非常简单，几近于宿舍。唯一有点特色的是靠墙放着个书架，里面有几排医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烹调，外语，古代诗词。趁她去倒茶的工夫，我抽出一本《妇产科病图鉴》看了看。那本书里面一张照片都没有，全是用素描手法画出来的器官，还打上阴影。等白蓝端着茶进来的时候。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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