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萍都快麻木了。

    她决定认命。考大学的时候1：10，毕业的时候不包分配，进了单位废除终身制，结婚的时候不分房。单位都朝秦暮楚了，谁还管你房子啊!海萍觉得自己就是天生的倒霉蛋儿，所有的不公平都摊到她的头上。她妈总哀叹自己是时代的牺牲品，海萍忿忿地想，跟她比，她妈那点儿不顺算什么呀!

    这就是她的命。她要与十月怀胎的儿子分隔近千公里。她要在这个看起来无比繁荣，对自己而言却是华美衣裳，镜中花水中月的大城市里奋斗好几十年，却没有一片瓦属于自己。“无立锥之地”，她感觉自己就像古人说的那样，站在锥尖上努力平衡。

    也许，当年她的选择是错误的。如果她不一味追求大城市，而是随丈夫回到他家的小镇，或者让丈夫跟自己回到家乡的小城，那么，今天的他们应该无比惬意，赖在任何一边父母的家里蹭吃蹭喝，买一套房子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就那么一念之差，她必须被这城市拘束，呆在这里。

    她当然有可炫耀的资本。这个城市的户口，说起来最少一个也值50万。如果能够私下买卖，她打算把夫妻俩的户口折现，携巨款遁世而去。而偏就这部分属于无形资产，听着耳热，变现不出去。

    每月3500块。对于一个学化工又转行当普通文员的女人来说，无论她怎么跳槽，这就是她当年夜夜两点入睡，考上重点大学的价值。而这价值还有贬值的趋势。对于一个年过三十，没有硕士文凭，已经生过孩子的女人来说，对于那么多外地小年轻虎视眈眈盯着的大都市的所谓白领阶层来说，她都快摇摇欲坠了。就这3500块，还得努力拼搏，加班加点是常事。

    苏淳好点儿。苏淳学的是船舶专业，现在在船厂工作，搞技术，一年拿到手，总有7万出头。虽然在这个国际都市中，满眼都是世界500强进驻，南京路都不允许民族品牌露脸的地方，这个收入不高，但看在稳定的份儿上，海萍并不能说什么。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漂泊，另一个，最少能保住饭碗，这是海萍对生活的要求。

    于是，他们俩，两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工作了七八年后，每个月如果不吃不喝不消费，省下所有的钱，可以在这座大都会的郊区，买一平方米的房子。

    但因为人得活着，孩子得养着，你得和周围的人交际着，物价还天天涨着，所以，两个人即使再省，也大约只能省出1/3个平米的房子。

    照此推算，如果海萍不被裁员，一直这么平稳，苏淳没有变故，每年涨一点工资。双方父母托老天的福，没病没灾，孩子受上帝保佑，平平安安的话，那么，海萍和苏淳，在未来的300个月里，可以买得起一套100平方米建筑面积，80平方米使用面积的房屋。

    300个月，一年12个月，也就是说，未来的25年，直到海萍退休，他们终于可以在这个城市里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这是一种物理上的匀速直线运动，得排除一切外力，处于一种理想状态，没有风吹，没有摩擦，没有空气，什么都没有。意思就是，钞票不贬值，国家教育不收费，看病不花钱，老人不需要供养，不发生任何意外。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海萍悲观地想，要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个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究竟在奋斗什么？

    海萍突然决定不再等待。尽管房价还像三级跳那样一天一次刷新，每个月都勇攀新高，而在自己的存款离首期尚有太大距离的时候，毅然决定买房子，是因为儿子的一句话。

    海萍回家了，回家看儿子去。这是海萍每年心情最愉悦的时候。临行前的几晚，海萍跟打足了气的皮球一样，顶着一天上班的疲劳依旧亢奋地逛各个小店铺，把吃的、玩的、穿的、用的，一样一样肩挑手拎地往小屋搬。

    “我要看儿子了!嘻嘻!”海萍手捧小衣服，无限喜悦，语调都轻快一些。 在国庆长假前的一个半月里每天念叨数次，然后临睡前会在已经洗过水的新衣服上亲一下说：“宝宝晚安!妈妈来啦!”

    苏淳看着很心疼。其实孩子离开娘已经两年，海萍对儿子的思念，都快成祥林嫂那样了，不出三句就开始儿子长儿子短。每天有空就是抱着儿子的相片看，把电脑的屏保也换成儿子的照片。但今年的国庆，苏淳不能回去看儿子，因为他还有另一头的负担——他自己的父母。他一年只在五一才见儿子一面。说真话，他对儿子几乎没印象，所有的信息都靠海萍传达。在他的意识里，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想不到自己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爹。孩子在他的日子里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记。

    海萍回家的那天晚上，苏淳送她到火车站。一到广场，苏淳就暗自叫苦。每年都这样，每次都这样。人山人海，甚至不少人就抱着铺盖睡在外面。海萍这一路又要受苦了。

    海萍没买到坐票，就站着回，一路12个小时。不过没关系，哪怕人家鞋子踩到海萍头上，哪怕海萍的脚肿得跟猪蹄膀一样，她都浑然不觉得苦或累，回光返照般一想到儿子就精神焕发。海萍已经很有经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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