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鸣原先担任兵部尚书，是正二品。后来朝廷封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这显然是升了官。

    他手上还有尚方宝剑，可以说是恩宠非常了，但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地方做官。

    清朝乾隆下江南时，曾召见浙江道员罗源浩。

    乾隆对他印象不错，就想把他调到京城做官。

    罗源浩虽然口头答应，但是却面有难色，后来就把他留在了地方。

    罗源浩当时属于地方官，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做京官。

    古代文人，学而优则仕。

    但是，在做官上面，又有两个选择，一种是做中央系统的官员，是为京官。

    一种是离开中央，到各地方去做官，是为地方官。

    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状元、榜眼、探花直接留在中央，授予官职。

    剩下的进士，则要继续考试，合格的进入翰林院继续学习，是为庶吉士。

    三年期满后，还要考试，合格的留在京城，授予官职。

    不合格者，则发配到地方做知县。

    显然，在朝廷看来，京官比做地方官有前途。

    那么，在明朝和清朝时期，京官和地方官相比，有哪些优劣呢？

    发展潜力不一样。

    新科进士如果出任知县，大多如丧考妣，很多士人会感觉仕途无望。

    因为，明清时期的士人，如果做地方官，大多都是知县、知州等官，很少能够做到知府、道台的，更不要说，尚书、巡抚之职。

    而做京官，虽然起点也不高，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升迁还是不成问题的。

    尤其是庶吉士，更是多方拉拢的对象，因为他们的未来不可限量。

    后来更是出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不翰林不入内阁”的传统。

    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办事”，有人就代表着资源，也就是靠山，而有了靠山，升迁就会很容易。

    传统政治中，党争很严重，随便加入一方，就算有了靠山。

    即使不想卷入党争，在都城几十年，几个朋友还是会有的。

    说不定以后哪个发达了，顺便就可以捎带一下自己。

    还有的京官，如果有机会做侍讲学士，给太子当老师，以后前途更是不可限量。

    明朝著名的政治家高拱、张居正都曾做过太子老师，后来都成为内阁首辅。

    而地方官，除了上级领导之外，很难找到自己的资源和靠山。

    所以，地方官想要升迁就很难了。

    名臣于谦在任地方官时，因为入京述职时，不肯贿赂权臣王振，最后竟被投了大狱。

    因为朝中无人，没人愿意帮他。

    最后，是当地百姓群情激愤，联名上书，王振迫于压力，才把于谦放了。

    但是，做地方官的，很少有人能做到于谦这样的威望。

    地方官政务复杂，例如知县，不仅负责审案判案，还负责税收、徭役等各种任务。

    不仅工作多，而且压力还大，有各种考核，极易出错。

    朱元璋时期，地方官每年都要到户部报告财政收支，户部审核通过才能结算。

    但是，因为牵涉到一个州县的财政，所以，经常会出错。

    如果有账对不上，这就需要地方官回到任职地，重新造册，然后再盖上机关大印再来户部核查。

    但是，古时候交通不方便，来回可能就要折腾几个月。

    所以很多地方官会在出发时，带着盖上机关大印的空白印册备用。

    这是元朝的惯例，在明朝初期也没有被禁止。

    后来，朱元璋发现此事，认为欺君罔上，竟然下令所有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这就是著名的“空印案”，共牵连上万人。

    明朝著名学者方孝孺的父亲，也死于此。

    遇到王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地方官更是可能性命不保。

    张鹤鸣之所以不愿意在辽东任经略，就是因为后金当时闹得凶。

    明朝官场称：“州县官犹如琉璃屏，触手便碎。”可见地方官压力之大。

    而相对来说，京官的工作任务较轻。

    尤其是明朝的很多言官，后来更是为骂而骂，没事找事。

    京官很多时候，都在忙于一件事情，那就是争权夺利和讨好皇帝，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

    还是有很多士人愿意做地方官的，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

    清朝官员俸禄承袭明朝，俸禄主要由年俸、禄米和养廉银组成。

    例如正一品，年俸180两，禄米180斛，虽然俸禄很低，但是还有其他途径来钱。

    为了防止地方官搜刮百姓，清朝开创养廉银制度。

    正一品官员养廉银则有16000两之多。

    而年俸相比于养廉银，简直是微不足道。

    其他官阶的养廉银，也比年俸多的多。

    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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