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够用的。

    可恶就在于将俸禄里的粮食折合成宝钞，二分米八分钞，这八分钞是让百官喝西北风去么？

    因为宝钞只发行不回笼，朝廷收税总不能收废纸吧？

    结果社会上宝钞泛滥，国库里反而宝钞不足，大量靠工资吃饭的官员连宝钞都领不到。

    当永乐宣德全盛之时，大明两京文武官员都能被朝廷欠了整整两年的俸钞！真是做法自毙。

    官不聊生然后民不聊生，遂置于一切糜烂的境地。

    韦宝不认为明朝是治理最失败的朝代。

    正如黄宗羲后来悟出的道理一样，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的。

    也绝非简单的君昏臣庸所可以解释。

    由于对一切历史现象都从经济上找根源的做法逐渐不满。

    因此，韦宝试图从具体原因入手，根据自己目前看到的情况，总结明朝灭亡的几个主要原因。

    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

    两线鏖战的困境。

    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

    宦官专权与党争。

    首先是明朝的财政问题或者说明朝的财政危机。

    明朝的财政不良的确是其灭亡原因之一。

    明代的田税长期实行低税率，这一点与汉代相同，与当时周边各国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实在不高，同期日本税率就高达百分之五十。

    但与汉代相同的是，税率低只带来了国家收入的减少，而并未惠及民众，因为少征的税收归于地主豪族，实质是负担转手。

    地主的剥削使得低税率意义不大。

    但却造成了国用不足，后来崇祯年间屡为财政问题所困。

    明末民变初起之时，招抚政策的失败，就在于招抚银不足，无财安置起义难民，难民为了生存，只得降而复叛。

    崇祯年间天灾大旱，救灾不力酿成农民大起义也与国库不足有关。

    至于后期加征“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导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灭亡，无不与财政危机有关，至于最后“闯王”迫近京师，因军饷不足而延误调兵入京，更可见危害之深。

    从常理来讲，崇祯在李自成兵迫京师的紧要关头，社稷将亡之日，若有余财，何须要百官“纳捐”，最终延误调兵。这是不符合常理的。

    李自成入京时，国库与皇家内库已俱空。

    明代的财政危机为何此般严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重要财政来源的流失，即军屯体系的破坏。

    明初的军屯体系曾有力的保证了军费支出。

    明代永乐元年，全国军屯田子粒两千三百多万余石，而当年全国税粮不过三千一百余万石，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

    而不幸的是，军屯体系自明中叶以来逐渐被破坏，早在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

    原本由军屯负责的军费开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后俱从国库支出，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不仅减少了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而且以此之后，由于军饷需要国家调拨而不能就地取饷，军屯体系下军饷主要来源于军屯田收获。

    军饷及时发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从此之后，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忧虑。

    “万历三大征”，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擂州之役耗资至少200万两。

    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

    天启、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兵变时发，兵士索饷哗变，遍及各地军卫。

    明末农民大起义前期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所属部队，多由明军变节而来，就是军饷不发的恶果。

    拖欠军饷甚至影响到了辽东，崇祯元年，辽东兵变，又是因军饷所为。

    而崇祯十七年，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

    设想若军屯体系未废，军费充裕，足以自给自足，又岂有此忧。

    百年前军屯废驰的恶果，终于天启、崇祯年间体现。

    无论如何，明朝正统王朝直接灭亡于明末起义军，残部势力灭亡于清军。

    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长期两线作战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崇祯帝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不是一个中国传统史学中“亡国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内忧外患的现实局面，内有天灾大旱，以及以此为诱因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外有辽东后金八旗铁骑。

    明末战事常常出现两大忧患交替之势。

    明朝单独对后金时，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及战略优势，如天启年间的“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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