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杀到最后，文官一句实策不再提，武官一道圣旨想调动那是做梦。

    李自成进京，崇祯手头竟然没有一支能护送他出京的部队，敲钟敲了半天，禁军、文臣、武将、皇亲国戚、锦衣卫无一人前来护卫皇帝，都在城门口迎接闯王进城。

    崇祯最后自杀，也只有从小陪着他的老太监王承恩而已。

    要知道就连吴三桂的孙子最后自杀，都有百多人自尽从死。

    至少在大明的京城，崇祯可以说是人心尽失。

    毛文龙之死，对明朝严重吗？

    也严重也不严重。

    不严重是说，明朝人才确实多，制度运行得当，总会有人才冒出来。

    远的不说，满清的开国先锋三顺王都是东江班底，里面还有尚可喜这种后来参与了三藩叛乱还能没事儿的妖孽。

    严重是说，很遗憾，由于制度运行不得当，朝廷大法完全没有了公信力，可怕的是，此类事件后面又发生了几次，完全崩坏了制度运行规则，不会再有合适的人才冒出头了。

    毛文龙之死，这种性质的事件，在崇祯时期比比皆是。

    崇祯一朝，不会用人，也不懂治国。

    有时候韦宝真心觉得，

    看了明末才知道近代史都没那么坑了。

    其实之前有过之无不及的事多了，看了靖康，韦宝也可能会觉得明末也没有那么坑。

    而如果看了五代，韦宝甚至可能就会觉得大宋也没那么坑了。

    石敬瑭当了七年的儿皇帝是众所周知的事，但后晋最窝囊的事显然远非丢掉幽云十六州而已。

    石敬瑭死后，侄子石重贵继位，决定对契丹致书自称孙儿，不再称臣，结果“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帝中国，屡说契丹击晋，契丹主颇然之”，然后契丹就来打了。

    944年、945年，后晋与契丹两次交战，契丹均未得手。

    946年，契丹第三次南下，后晋重臣杜重威、李守贞和张彦泽等人率军向契丹投降，后晋丧失主力。

    947年正月，契丹军直逼开封，“百官遥辞晋主于城北，乃易素服纱帽，迎契丹主，伏路侧请罪”。

    石重贵全家被俘虏到契丹，后晋灭亡。

    也就是说，此时契丹其实已经把汴梁和中原打了下来，比靖康之变早了180年。耶律德光进入开封时曾说：“我亦人也，汝曹勿惧！会当使汝曹苏息。”

    可见本来已经打算要做中原之主了。

    只是契丹自己的统治术不过关，在中原“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结果激起大规模的起义。

    辽主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这才逐渐撤回北方。

    很多人都说，赵匡胤这么雄才大略之人，怎么会想出守内虚外、重文轻武这样自废武德的馊主意。

    这就不难解释了，因为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威胁的不止是皇权了，而是中原王朝本身的生存，如果不是契丹自身有些问题，中国说不定就跑步进入辽朝了。

    特别是如果把唐、五代、宋看作一个整体，就可以发现，之后历代王朝各种颇为人诟病的缺点，往往其实出于吸取前朝历史教训的初衷。

    比如宋朝禁军坑，这事所有人都知道，朱元璋更不可能不知道。

    卫所制的设立，其构想就给人一种是不是想复兴李世民的无敌铁骑的印象，结果用过了才知道，支撑军户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军户纷纷逃亡，最后还是要回到募兵。

    石重贵停止对契丹称臣时，李崧劝曰：“屈身以为社稷，何耻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与契丹战，于时悔无益矣。”

    这句话既然上了《资治通鉴》，宋主肯定是听进去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嘛，结果宋朝倒是够能忍，忍大金一直忍到蒙古人打过来。

    宋朝的历史教训，都是投降派坏了事，要不是屈膝投降早恢复中原了，皇位上放头猪都比投降派强，这种论调，大明君臣更不可能不知道。

    于是明朝就来了个打死不议和不和亲不纳贡。

    大明亡在外交太僵化，饥民遍野了还多线作战，上上下下无一人敢承担议和就是罪人的骂名和压力，当然又是因为宋朝做得太过了。

    归根结底，那就是清谈误国。

    于是清朝又学到了，又来了个君主专制巅峰，以至于万马齐喑。

    归结起来，传统教科书说安史之乱是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此后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中原王朝开始如同着了魔一般，不断地对前朝政策矫枉过正，自身纠错能力似乎开始减弱了，而无论哪种新制度和政策都难以再做到把国家统一、政局稳定、军事强大和技术先进较为完美的结合起来。

    别说以前的朝代，就连已经在消灭了封建制度的现代生活了几十年的韦宝，来到了古代之后，依然是一脸懵逼，时常不知道自己现在正在做什么，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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