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馆外夜色浓黑，不时被偶尔经过的汽车汽灯照出一段段清晰明白的世界。躺在床上的胡林楠，觉得外面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其实跟自己头脑中忽然闪烁出的某个灵感发光的状态很像。酒精和浓茶纠缠成的微妙混合，让胡林楠此时的思维处于一种既清醒又自由的状态。

    逻辑断裂。

    跟《富春山居图》有关的大小事件，以及盗案发生后许多初看毫不起眼的细节，开始在胡林楠的头脑中尝试着各种排列组合以照亮隐在混沌中的事情真相。

    从一个小时前，阿逻在东瓯Onetree咖啡馆对众人所讲述的种种跟黄公望有关的事迹、逸事和资料，再到《富春山居图》在创作、流传过程中的不同寻常，再到盗宝集团在整个盗宝过程中反常的行为，一切看似毫无关系的事实，似乎都暗示着这件盗窃案背后另有隐情。

    黄公望生于公元1269年，卒年不详。本姓陆，名坚，汉族，平江常熟人氏，但此事待考。后过继于永嘉黄氏为义子，因改姓名，字子久，号一峰。自称少年时曾师从元末明初的大画家、书法家赵孟頫为师。但赵孟頫除了是才华盖世的画家和书法家之外，更是在元朝建立后出仕元朝最有名的赵氏宗亲。赵孟頫生前做到了整个元代汉族官员中最高的地位，而黄公望终其一生，不过就是元至元年间浙西廉访使徐瑛手下一个未入流的书吏。但为什么像赵孟頫这样位高权重、官居从一品的元朝显宦，会对黄公望这样出身卑贱、地位低微的读书人如此垂青呢？让黄公望这样的小人物，常常出入其门庭，成为世人口中的“松雪斋中小学生”？（松雪斋是赵孟頫的堂号。）如果赵孟頫真的看重黄公望，却为何不在仕途上为他略作安排，而任其一生宦海蹭蹬？

    天历二年，也就是1329年，曾经靠相面算卦维持多年生计的黄公望，终于拜在全真教南方重要领袖人物金月岩门下，正式出家加入了全真教。

    很多史籍上也明确记载着黄公望正是在出家入道后，画技突飞猛进，而成为一代大家的。道教的修行生活异常的艰辛而紧张。黄公望在出家后，先后出任过万寿宫和另一座著名道观的当家主持，而且在今日还在流传的《道藏》中，收录了他所作的《纸舟先生全真直指》和《抱一函三秘诀》。这样两卷讲述道家内丹修炼之术的著作，可见得黄公望本人对修道一事颇为虔诚，而且极有成绩。但既然如此，晚年时他却为什么越发热衷于绘画之事呢？

    就在盗宝集团成功盗走《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宝洞中，还同时藏有方从义《山阴云雪图》、《高高亭图轴》、《神岳琼林图轴》三幅无论艺术性还是商业价值皆与《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难分轩轾的画作。为什么盗宝集团没有同时带走其他三幅画作，而只带走了一幅画作的残卷？莫非他们的目标只是《富春山居图》，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国明末清初姜绍书著的画史著作《无声诗史》介绍：“黄公望与曹知白及方外莫月鼎、冷启敬、张三丰友善。”

    清乾隆十一年撰修的《南召县志》载：“张三丰，河南南召人，元末明初著名道人，因衣着肮脏，不修边幅，人送绰号‘张邋遢’。”史称他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来暑往，仅一衲衣、蓑衣着身。据传他曾在南召“天宝观”和方城“炼真宫”出家修道。《南召县志》中还附有明成祖访张三丰书。今南召县小店乡，古名“富春乡”，尚保存“张三丰故里碑”。据道教界推测，张三丰活动于元延祐到明永乐十五年间，即1314-1417年百余年间，因此姜绍书所言黄公望跟张三丰相友善一事，的确时代相契。

    黄公望曾为了避开圣井山道观事务和世俗人的干扰，在山之别径的山腰构一堂专心画画。该屋“开门尽松桧，庭前停白鹤，窗外楚水吴烟两渺蒙”。在此屋建成后，他的道家好友张三丰曾在此屋中长住数日，与自己或是抵足而眠，或是坐而论道。为纪念此事，便借用了张三丰故乡“富春”二字，将自己这处隐居之所定名为“富春山居”。

    根据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后端自识款：“至正七年，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暇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兴之所至，不觉亹亹。布置如许，遂旋填扎，阅三四载未得完备，盖因留在山中而云游在外故尔。今特取回行李中，早晚得暇，当为著笔。无用虑有巧取豪夺者，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十年青龙在庚寅歜节前一日，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

    由此可见，《富春山居图》一画创稿于温州瑞安圣井山富春山居南楼，是以温州瑞安江实景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的。但为什么数百年来，大部分才识过人的知识分子却集体对此画绘于温州一事讳莫如深呢？

    而且，作为黄公望道教师弟的无用师郑樗在一见此画后，为什么顿时就生出“虑有巧取豪夺者”这样近乎预言般准确的担心呢？

    一个又一个跟《富春山居图》盗宝案有着这样或那样关系的问题，让胡林楠直觉到《富春山居图》这幅画本身一定隐藏着某些深刻的秘密，而且《富春山居图》盗宝案，也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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