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番二次去培训，

    屡教不改有原因。

    放着问题不解决，

    中央领导找上门。

    前两次发生在去年开春和秋天，分别是12天和3天。据刘玉的妻子谢凤回忆，每次回来之后丈夫都一脸胡子，看上去又脏又瘦，话很少吃不下睡不着，根本不像以前那个注重仪表的乡村教师。

    调查获知，至少10人曾参加过类似的法制培训。若以次数论，至少两位老师已被培训了三次，两次和一次更易寻见，其中不乏深夜单独带走一人单独培训的事例。

    国务院发文明确，资格齐备的民办老师，都应妥善安置，并下发了具体名额。县内上百名教师都是国家相关政策意义上的合格教师，然而其中大部分却被挡在了门外。

    被清退的教师们尤为愤怒地发现，不少不具资质但大有来头的人却出现在转正名单中。河水县多位老师长久的调查触目惊心：集中在去年前后，共有13名教育系统官员的亲属，从商场、汽配厂、铅笔厂和印刷厂等单位被安插到县实验小学、县幼儿园等学校。一些科员甚至司机的亲属都名列其中。希望曾经距离这些民办教师如此之近，工资从1970年代的4块钱，涨过1990年代的每月110元。也是这一年，刘玉抱回了小学高级教师职称和县级年度优秀教师的奖状，可以免试转正的。

    河水县教育系统内一位在职老师说，刘玉和其他的一百多名持证上岗的民办教师一样合格，一样先人后己。但长达30年的持久期待下，等待中的结果并未如约而至。去年秋，全县统考，年底红色榜单就贴在了县城和各镇学校的门口，刘玉未能上榜。

    河水县171人中，“民办转公办教师35个，民办教师办理离岗退养22人”。被清退的114名民师就此与讲台绝缘。对未能上榜的教师来说，打击是空前的。56岁的小学一级教师龙顺落榜后一年没出屋也睡不好，站在人前她觉得抬不起头。而冯敏老师不久之后积郁成疾颅内出血，尽管负债累累，她都始终没去领400元的清退费。

    谢凤回忆，落榜后丈夫追着对她说，“我这辈子对不起你啊”。也曾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擦干眼泪，他收藏好所有的教案、奖状、证件，重新走入已些许陌生的水田旱地，准备接受残酷的清退，“不给国家添乱”。

    据一位熟识他的老师说，因为没钱，他一对儿女都在14岁辍学，而今家里装钱的破塑料袋经常都是一角的纸币和钢镚，“连买玉米种都买不起”。在过去的年月中，这些大山中的教师们拿出仅有的积蓄，开始“找裁判”讨说法。对政策的理解渐渐明晰，直到他们怀疑自己的名额被占用了的那一刻，他们更加认定自己理应是转正的一批。

    面对老师们要求彻查的呼声，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在水电宾馆“私下劝慰”教师们：教育局领导职工的亲戚进入教育系统很正常，领导们对教育的贡献挺大，“他们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仍有权这样做”。听到这，一位女民办教师大声问了句“到底谁的贡献大？”一抹眼泪，拍案离去。

    参加过法制班的民师们大多为终身从教，除少数教师工龄不足30年外，其余都在讲台上站了30年，年龄大多超过半百，他们中的许多都是小学一级乃至高级教师。他们的档案各装一袋仔细保管着，好像他们仍属于一个组织。

    进入法制班前一天凌晨5点，7个被清退的民办教师，结伴来到陌生的济南咨询政策，正赶上个雨天。怀抱着对转为公办教师尚有的一丝念想，他们坐错了公交车，索性又饿又冷步行了几个小时，刚好经过省委门口站了几分钟。说明情况后迅速做出安排，专人上前提供咨询。老师们抢着发问，但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民转公已经不可能了。此前，他们在县里得到了同样的答案。

    从中午开始，他们又开始跋涉找旅馆，最便宜的也要100元，直到晚上，一堆泥腿子终于找到一家每人10块的小旅馆住下了。第二天，告别省教育厅那个和善的年轻人，他们就被塞上了面包车。老师们多次要求下车，但都被严厉拒绝了。离开法制班的前一刻，刘华真心问培训她的人，“这里条件挺好，我能要两间吗？”

    结束法制培训当晚，刘华心酸地发现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憋在租来的房子里，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一直喊饿。对苦无门路的民办教师来说，“谁愈培训就愈接近解决自己的问题。”一位女老师说这话时马上打住了。面对刘华的古怪问题，培训人员是这样回答她的：您得赶紧出去，下一批正等着进来呢。

    张国栋他们进来了，据他们自己说，在学习期间，每天伙食费30元，政府每人都派了一个陪读干部，除开导之外主要是防不测。起初那些陪读的干部对他们还很客气，后来可能知道了他们都没有什么背景，也就渐渐严肃起来。三天的时间，他们耳闻目睹。这个接待站还有另外的一些人和他们一样，“民转公”被清退，在“训练基地”接受“法制培训”。

    张国栋他们一心想了解一下那些人的情况，只可惜陪读的人员盯得紧，彼此很难有机会接近。一个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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