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两千两百七十两。里甲军需银，一万二千一百五十九两。工部额外坐派之供，一万六千九百二十两。户部不时坐派之供，四万七千九百五十一两，这里头有协济苏松丁田以及镇江用兵的一万两千九百五十一两，说是苏松镇江那边事宁则免征，但还是征了整整四年，隆庆年间方才停止。工部不时坐派之供，一万九千七百九十一两。

    至于抚院不时坐派协济邻郡之供，这不是常有的，嘉靖四十年景王之国，两万两。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宫眷回京，一万两。事后则止。抚院不时坐派备边之供，嘉靖三十四年新增一万八千三百六十四两。除去这些注明年限的是特例之外，其余都是年年征课，从不曾停。”

    即便汪孚林这样一个对数字很敏感的人，要记住这一长串数字，当初仍然费了不少功夫，而且那还是因为看了徽州府志岁贡岁办一栏之后，实在太过于惊骇的缘故。这要是他再穿回现代，谁要再敢对他说明代赋税低的，他简直想喷那些人一脸唾沫星子，那是因为朝廷着实厚颜无耻，在大明会典等官方典籍中只记载正项赋税，只把这些拿出来给人看的缘故，庞大的岁办和坐派这种东西只能在地方志里头找到踪影！

    当然，嘉靖年间确实是个特例，有东南抗倭，还有嘉靖皇帝在修宫殿，所以摊派尤其严重，但是，算算一算这各项岁贡和岁办，比正项赋税银子高多少？将近十五万两银子的岁贡和坐派，收税最多的年份，这些杂项几乎是正项赋税的三倍！而更加可怕的是，岁贡岁办原本应该并不是固定的，却渐渐相袭为永制，隆庆年间方才有所减少。前些年叶钧耀任职歙县令的时候，岁贡和岁办算是低的，但也比正项赋税高，至少达到了一比二的地步。

    “这负担重是重在夏税丝绢，还是这岁贡和坐派？可怜啊，民间乡宦富民，朝堂诸公老大人，谁都不敢动这个，须知洪武年间根本就没有这些，所谓永不加赋，也只是不加正项赋税，杂项从来就没事少过。帅先生，你是精通算数的人，不要和我说你不知道！在大明会典这国家一级的典籍上，赋税不到县，只到府一级分派，而且免役免税的衣冠户太多，而诸县正项赋税杂项摊派总数多过一府总数，余者皆入公费，账目混乱，这才是诸县纷争的最大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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