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外交行动前，希望能与美国进行协商。

    相对于美国外交的“口惠而实不至”，日本人已经抢先下手，他们秘密派出西原龟三等人前往游说段祺瑞，许诺提供大额贷款帮助段内阁渡过财政困境，并愿意帮助段祺瑞训练军队，进而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

    段祺瑞对日本原本并无好感，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还曾一度主张备战，但这次日本人开出的条件太优厚了，老段也就勉为其难，暗中笑纳了日本的“好意”。老段心想，如果中国不战而胜，不但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可以利用参战为名，扩大自己的势力特别是军队实力，这种好事上哪找去？再说了，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视线，本就是新政权建立初期屡试不爽的定国良方，何况这次的参战实在是没有什么风险，不乘机搭个便车实在是太可惜了。

    3月初，老段的参谋班子拟定了一份《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其中提出中国参战的条件是停付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庚子赔款，并暂缓十年偿付协约国的赔款；中国将进口关税提高到7.5％，待国内厘金裁撤后增至12.5％；取消《辛丑条约》中不允许中国在天津驻军等条款。紧接着，老段主持召开内阁会议，会上很顺利的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

    3月4日，老段兴致勃勃的带领阁员们前往总统府，请黎总统在对德绝交案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盖印。按说，《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于国于民的确是件好事，但老段背后的心思，黎总统何尝不是一清二楚。他在草草浏览了这两个文件后表示自己不能盖印，如果一定要盖印，那应该先与国会协商为妥；再者，宣战与媾和之权乃是大总统之权力，如今断交便是交战之先声，事关重大，万不可草率行事。

    黎总统的话貌似有理，但在法理上却站不住脚，因为现在老段送来的不过是政府咨文，在总统府盖印之后还需要国会审议；只有国会通过了，断交和宣战的文件才再由总统盖印并正式对外发布，这才是《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大总统的宣战与媾和权。既然《临时约法》规定了责任内阁制，大总统便不该在盖印这一环节上试行阻挠，因为责任内阁是对国会负责的，其最终决定权在国会而非总统。

    由此，内阁阁员们便与黎元洪吵了起来，教育总长范源濂甚至拍了桌子，指责黎总统的擅权行为是想当过去的皇帝。老段本来兴冲冲的来，没想被黎总统浇了一瓢凉水，这下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愤愤地说：“总统不肯盖印，国会又要问我的责任，这个责任内阁还搞不搞？我这个总理还怎么干下去？”

    老段一发火，局势顿时变得更加白热化了，阁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把黎总统说得哑口无言，打回了菩萨原形。可惜的是，菩萨既然不会说话，那盖印一事也一概免谈。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见双方的火气都很大，他一再劝解大家消消气，凡事以国家为重，不要意气相争，但他的话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等到大家该说的都说完了，黎总统的印还是不肯盖。在一段尴尬的沉默后，段总理气鼓鼓的站了起来，招呼也没打一声便离开了总统府。其他阁员面面相觑，随后跟着老段一起退出。

    当天下午，段总理一声不吭，便直奔火车站前往天津。在老段将要离开之前，正好来北京开会的冯国璋副总统在得知消息后，他急忙赶来，极力劝说段总理要以大局为重，不要轻易负气出走。老段气呼呼的说：“老哥你不知道，这个黎元洪太难共事了！他口口声声的说宣战媾和是总统的特权，既然这样，那我这个总理还是别干了，该回哪回哪去吧！”说罢，老段便登上专列，奔天津去了。

    老段出走的消息传到总统府后，黎总统还是有些手足无措的，他随后便召集总统府的一干人马商议该如何是好。黎元洪手下的一些幕僚如哈汉章等人，他们平日里就看不惯国务院这些人的嚣张，这次见老段真的跑了，他们倒心中窃喜，有人便建议黎总统乘机将老段的总理职位免去，另行派人组阁算了。按《临时约法》的规定，黎总统实际上是个“虚君”，但按沿袭千年的中国传统，中国的国家元首怎么可以是虚君呢？再者，黎元洪好歹也是名高位重的开国元勋，又怎能甘心作汉献帝和刘阿斗呢？无论怎么说，总统毕竟是总理的上级嘛……难道不是吗？再说了，那些南方的军阀实力派和国会议员们，也纷纷要打着他的旗号来与北洋系争权，那他就更不能做一个虚君了。

    退两步半说，段祺瑞他毕竟不是袁世凯嘛！

    但是，《临时约法》和现实是有差距的，黎元洪的愿望和现实也是有差距的。黎元洪固然想扳倒段祺瑞，但考虑到老段在北洋系的地位和势力，他暂时还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即便是要免去段祺瑞的总理之职，那黎元洪至少也要找好下家，不然的话，国事瘫痪，总统也是难辞其咎的。想到这里，黎元洪急忙把徐世昌、王士珍、冯国璋请到总统府，希望他们能从中劝解转圜一下，最好把段祺瑞给劝回北京。毕竟，这三位北洋系的元老级人物和老段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战友、老朋友，老袁在的时候，大家共事了这么多年，多少要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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