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三牛无疑是整个事件的焦点和社会对武威“公选”的最大疑惑。23岁的三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能力和素质适合不适合担任外事办的“副县级”领导？这应该是问题的根本。

    老实说，北京飞往兰州，再到武威的一路上，这个问题同样一直挂在我的心头。我不想看简单的结论性文字，我想从别人的嘴里亲耳听到对三牛的正面的甚至是反面的评价，当然还有我一贯自认为是最重要和最直接的方式——我要与他对话，用我的经验和能力来对三牛作出我自己主观的和客观的判断……

    三牛本来是平静的，但现在他必须接受这种来自各方面的考验和检验。对不起了三牛同志，谁让你叫“三牛”的！既然是一头被公众关注了的“牛”，你就必须面对各种犁套，而且还应迈得开步子，否则你就是头没用的“牛”。23岁的三牛，其实你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的眼里还是个孩子，你这孩子生来命苦，像你这样年龄的孩子有的还在母亲的身边撒娇，我们这样的老爹甚至还会亲自驾着车为他上学送行、给他备好早晨的牛奶和晚上的洗澡水。没有什么奇怪，今天的孩子基本上都是泡在甜水里长大的。他们能让我们当父母的少费些心思将大学考上、有个好的工作，已经是阿弥陀佛了。假如能像你三牛那样上清华、北大，那我们当父母的就认为是祖上烧了高香，这小子就可以在家里更加“作威作福”了！

    这就是今天大多数与你同龄的孩子的生活状态。

    三牛，难道你不是这样吗？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你不是这样的孩子，你过的生活和所走的路与大多数同龄孩子不一样，所以你放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到遥远的、贫穷的、远离父母的、前途未卜的地方去，而且还在短短的时间里当上了“副县级”领导干部，人们对你的怀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可以理解的，也属正常。

    这个社会，有些东西是需要改一改的，比如我们对待下一代孩子的管理与教育方式。太多的溺爱、太多的不尊重孩子自己的抱负和愿望而强加给孩子的主张及行为，这些情况已经影响了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更严重地说也在影响着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

    三牛的父母没有条件溺爱自己的孩子，他们有的就是两个字：贫穷。如今许多富起来的人喜欢嘲讽贫穷的人，认为他们“无能”和“傻”。是的，贫穷者，无法给自己的孩子吃饱穿暖，无法把上学的孩子送进贵族学校，甚至连上乡村的中小学都得贷款，更不用说靠“后门关系”给他找个好工作，然而这样的父母以自己的朴素、诚实、勤劳和善良，影响着他们的孩子。三牛的父母没有给三牛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但是他们竟然成功地将自己的孩子送进了天下多少富人和穷人们都在梦想的清华大学！

    富兰克林说过，站着的农夫要比跪着的绅士高得多。三牛的父母在教育孩子方面是一对站着的形象高大的农夫。

    另一位哲人这样说过，人类有许多高尚的品格，是在家庭和父母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三牛生活在黄河边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种地的父母不可能给予他更多的物质所求，甚至连起名字时都那么简单和“节省”。大儿子自然叫“大牛”，二儿子跟着叫“二牛”，小儿子顺延下来就叫了“三牛”。

    一个人的名字通常是父母和长辈起的，它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初印迹。长大后，有人觉得自己的名字“太俗”、“太没文化”而改了。三牛在考进清华之前并没有感到自己的名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到了北京，进了清华，同学们第一次听到身边有人叫“三牛”时，竟然哄堂大笑，所有的目光——有好奇的、有嘲笑的、有鄙视的，弄得三牛蓦然感到自己的身上不知出了什么毛病。最后他的结论是：我太穷，我太土！

    “那一阵，三牛并不是没有想法，甚至有些苦恼和自卑。因为进清华后，我们先要进行军训，当操场上教官点名叫‘焦三牛’时，几乎所有的女生都在笑，有人甚至笑得直不起腰，男生们也有一半人在笑。时间长了，又跟三牛在一个宿舍住，我们就问三牛：你为什么不改一下自己的名字？三牛红着脸说：我还有一个名字叫‘伟业’，但没正式用过……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问三牛为什么不改名字时，三牛很坚定地回答：我的名字是父母给的，干吗要改？我自己不觉得‘三牛’难听，而且它能一直提醒我，自己是农民的孩子，我不能因为上了清华就忘了自己是谁。将来参加工作后的路更长，更不能忘本。”这是三牛在清华大学的同宿舍同学王子寅对我讲的事。

    不忘本，是一个人自我塑造品质的原动力之一。

    在武威，我听到了另一个故事：三牛从清华毕业后，作为甘肃省与清华大学战略合作的选调生——即由双方选调到甘肃贫穷地区工作的大学生，来到武威后就一直在凉州区的清水乡政府当普通公务员。乡里的工作主要是与农民打交道。有一天三牛到农村去调研，农民们听说来的是清华大学高材生，很稀奇，纷纷围过来与焦三牛聊天，当乡亲们一听这位戴眼镜的清华大学生叫“三牛”时，一下与他亲热起来，说你虽然是个清华大学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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