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王的司机说：“完蛋了，离开青海已经将近两千公里了，到达西藏的狮泉河可能还有三千多公里。”怎么办？几个人商量的结果是，再往前走一走，走到于田，要是于田加油站跟民丰一个样，那就只有打道回府了，车上还有一桶自带的汽油，看能不能凑合着跑到青海境内。我们奔向于田。真是让人愤怒而又无奈，于田的加油政策和民丰完全一样。我们愣怔在加油站的窗口前，半晌无语。这一刻，我的感觉就像死去活来，活来又要死去一样难受，想喊，想哭，想骂，但最终什么也没做，只是乏力地沉默着。司机说：“走吧，又不是不能再来了。下次吧，下次你们准备充分一点，各种困难都考虑到，长途跋涉不容易。”

    冈日波钦，遥遥远远的冈日波钦，就这样，又一次成了我寒凉无声的梦寐，成了我虚旷无影的思念。

    还是司机说得对，又不是不能再来了，下次吧，下次一定把油票的事情解决好。返回的路上，我一再地说：“明年，明年我一定要达到目的。”司机也说：“要是明年你们还让石油局派车，我一定争取再跟你们出来。”我们几个人都说：“那就一言为定。”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遗憾大概就是人说话往往是不算数的，算数的总是一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到了第二年，我们的“一言为定”就不知不觉被风吹散了。大家都忙啊忙啊，也不知都忙些什么，忙得都把冈日波钦忘掉了。直到四年以后的那个夏天，我去北京办事，事情没办成又匆匆赶回来，突然就觉得该是放弃一切杂事、蠢事、无聊之事的时候了，突然意识到了城市的糟糕，也再次意识到了冈日波钦对我的重要，突然就行动起来，到处打电话，到处找人：“去不去？去西藏，去冈日波钦？”那一年不知怎么了，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共同行动，也找不到愿意为我派车的单位和愿意给我开车的司机，甚至连我自己的行动也受到了约束。单位上有人对我说：“今年的主要任务就是开会学习，上面要求一个也不能落下，这个阶段你可千万不要离开。”我说：“不。”可是我毫无办法，我还得听从命运的安排，老老实实待着。直到有一天，在西藏拉萨武警交通支队工作的大学同学打来电话问候我的情况，我才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一把抓住了一个摆脱约束的机会——我给同学苦涩地说起我想离开城市，想去冈日波钦的事。他说：“那有什么难的，你来就是了，只要是在青藏高原，多远我都给你派车，或者我陪你去。”我激动地说：“真的？”于是我开始请假，一次一次地请，执着得让人讨厌地请，执着了半个月，才批准了半个月。我心急意切地上路了，这一次我是先坐火车到达了格尔木，再坐公共汽车前往西藏，八天以后才到达拉萨。拉萨正在下雨。

    下雨的拉萨烟霭蒙蒙，走在街上，甚至都看不到布达拉宫辉煌的金顶。哲蚌寺躲藏在山怀的衣襟里仿佛消失了，大昭寺门前冒雨磕头的人影如同风中起伏的树，罗布林卡从围墙里伸出头来吃惊地望着雨色，满街都是湿淋淋的人和湿淋淋的狗，拉萨河的水正在高涨正在狂哮。我的同学病了。他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迟不病早不病，你一来我就病了。”他陪我在拉萨转了一天，说好一旦雨停马上出发前往冈日波钦。但就在雨停的这天晚上，他突然不行了，肚子疼得满头大汗，腰都直不起来了。送到医院一检查，急性阑尾炎，马上就做了手术。手术后医生说：“一个月之内不能坐汽车跑长途。”医生是对的，西藏的路大都很颠，颠开了刀口怎么办？同学抱歉地说：“那就只好你一个人去了。”同学的家人不在拉萨，我陪护了几天，正准备出发的时候，来探望我的同学的武警交通支队的支队长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拉孜一带出现大面积泥石流，前往阿里的路已经堵死一个星期了，你们幸亏没有走，走了还得回来。”我紧问道：“什么时候能通车？”支队长说：“很快，半个月就通了。”老天爷，半个月还算是快的？我的假期已经到了，如果再等半个月出发，加上来回路途上的时间，至少得超假一个月。行不行呢？我给单位领导打电话，领导几乎是哀求着说：“回来吧，大家都在学习，就你一个人这么长时间在外头，我给上面怎么交代？这样吧，明年，明年我给你两个月的假，你想去哪就去哪。”又是一个明年，这样的明年以及所有计划中许诺中的明年对我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不想回去，实在是不想回去，但最后我还是坐着同学派的车闷闷不乐地回去了，毕竟我已是一个依靠单位生存了几十年的人，毕竟我还得考虑领导给上面如何交代的问题，毕竟我不是一个干脆利落得只剩下了勇敢和无畏的叛客，不是一个自由自在、啸傲林泉的江湖隐者。

    两千公里的青藏公路转眼消失了。西宁撞入我眼帘的一瞬间，我突然感到我的故乡不是这里，不是，我的故乡在远方，在冈底斯山的怀抱里，在冈日波钦的皑皑白冠上。我突然感到自己非常孤独，恰如一片被冬天抛弃的雪花、一轮从冰山滚落的雪浪。我不停地叩问着自己：难道冈日波钦对我来说就是如此地不可企及？难道我对一座旷世神山的渴慕会因为我没有吃尽苦中苦而无法得到满足？难道在我和冈日波钦的缘分里就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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