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责任心的严肃作家必须追问的一个问题。在西方作家的笔下，对信仰的追寻，最后留下的多半不是和解，而是更深层次的精神探索，比如托尔斯泰，比如黑塞。相比而言，在我国，或许跟我们儒释道的文化背景有关，小说写到最后，总是以主人公寻得了心灵的宁静、平和而收场。相应地，小说的意义也随之被冲淡了。对此，你怎么理解？

    杨志军：对信仰的人和有信仰机缘的人，信仰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是日常生活。所以说不是容易不容易，而是机缘到没到的问题。对没有机缘的人，信仰就是一轮夏日骄阳，不仅高不可攀，还因为惧怕照耀而时刻想远远躲开。

    许多西方作家是在信仰的背景上探索精神出路的，当然是更深层次的探索。但任何探索都不是给信仰增添什么，而是去掉信仰的污垢，匡正时间对信仰的扭曲。终极的一定也是原初的，精神探索总是绕很大一个圈再回到原地。如果宁静、虚无、恬淡、和谐以及爱是信仰的一部分，是最初的状态，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去呢？许多西方作家都经过了一个“上路”、“回家”以及“寻找家园”的艰难的精神历程，最后的信仰都是纯粹而简单的，也就是他们始终不放弃人性和道德的坚守。而我们是缺少这样一个历程的，我们在文学中很容易就放弃了人性的标准和道德的坚守，以为那是浅层次的追求。于是信仰空白的我们愈加空白了，还谈什么小说的意义呢？

    傅小平：我想在设计这三个人物的经历时，你是有特别考虑的。香波王子，从小在西藏文化的熏染中长大，而后来到了北京深造，因卷入北京雍和宫的“七度母之门”事件成为疑犯，被一路“追杀”回到拉萨。梅萨，血液里流淌着西藏文化的精魂，却成长于繁华都市，因了这一事件与自己的“母语”文化有了深深的交集，并牺牲在了自己曾为之备感困惑和向往的圣洁之地。王岩，起初对西藏文化几乎绝缘，他一路“追捕”香波王子，到了布达拉宫却接受了洗礼。对主要人物的命运安排，是否体现了你对于当下汉藏文化互相交融这一问题的理解和思考？

    杨志军：汉藏文化的交融由来已久，也是必然趋势。藏族文化的魅力永远吸引着汉族，汉族文明的魅力也永远吸引着藏族。香波王子的掘藏、梅萨的走向牺牲、王岩的追捕罪犯，都是寻找信仰的过程，是他们有意无意靠近仓央嘉措精神的举动。他们必然获得拯救，也必然会去拯救别人。梅萨拯救了香波王子，香波王子拯救了王岩。王岩要去拯救谁呢？他是警察，当然应该拯救罪犯，这是我留下的一个空白。

    傅小平：一个缉拿疑犯的警察，最后却被疑犯感化皈依宗教，这是小说中很有戏剧性的一个地方。王岩这个人物的蜕变过程，也颇能体现身为普罗大众的灵魂拯救之路。遗憾的是，或许是过于专注于叙述的技巧，我没能从小说中理出他思想转变的过程。

    杨志军：首先王岩是个本性良善的人，他追杀罪犯自然是为了惩罚邪恶。但当他发现原本认为的邪恶其实是高尚是美好的时候，他自然会转变。他的追捕也是寻找信仰的过程，是洗涤灵魂的过程。他洗涤了自己的污垢——抛弃珀恩措以及珀恩措的哑巴妹妹、无意中酿造了车祸等。他有很深的忏悔，忏悔让他更加迫切地寻找解脱，解脱的办法就是依附信仰，坦诚地面对自己的过错。他和古茹秋泽喇嘛一直保持着很友好的关系，正是古茹秋泽喇嘛启蒙了他，让他成了一个有信仰的警察，一个护法金刚似的正义的警察。

    傅小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保持自己独立特色的地域文化愈加稀缺，随之也愈加引起人们强烈的兴趣。或许，正是在好奇心和窥视欲的驱使下，近年探秘西藏文化的热潮是一浪高过一浪，不少作家也正是得益于对西藏的书写，在文坛上声名鹊起。他们在作品中大都声称自己试图揭开西藏的神秘面纱，给读者呈现一个明明白白的西藏。然而在阅读的过程中给人的感觉却往往是让人越看越玄奥、神秘，作者也似乎有意渲染这种迷离、错乱的异域风情。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对西藏过度阐释的问题？

    杨志军：你的感觉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这不是过度阐释，而是发掘不够，阐释不清。越神秘越写，越写越神秘，不写西藏的许多作家也在这么做。但是文化可以繁复再繁复，宗教可以神秘再神秘，但信仰却必须清透。就是想告诉读者一种清透的信仰、一种明快的思想，那就是人性的起点和终点：爱。或者彼此相爱，或者大爱。

    傅小平：鉴于当下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的普遍事实，一些作家力图从被主流所遮蔽的边缘文化中寻求精神资源。比如，前些年张承志写的，发掘了回族哲合忍耶的悲壮历史；比如，张炜在很多小说中对齐鲁文化的激扬。也是出于同样的追求，在中，你通过讲述一个悬疑故事，意在发现一种真正的西藏精神。

    可以说，这种追求未必能真正疗救人们的灵魂，其姿态本身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但我不免感到一种隐忧。放眼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优长缺失，必有其值得反思和批判之处。然而，无论是张承志、张炜，还是你，都对自己认定的精神资源，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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