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与任何已往的时代一样地昌明和鼎盛。因此，我便毫无拘束地决定以我自己作为评判其他一切人的标准，而且也断定世界上并没有如我从前所会置信的那种十足确实性的科学广泛存在。

    但是我那时依然重视着学校里的各项功课，我深知学校所讲授的各种课程，如语言是了解古代著作必要的工具；小说的温婉，可以激发心灵；历史上可资纪念的事迹，不但可以提高思想，如果加以品味，也足以有助于是非的判断；读珍贵的书籍，犹如与先贤相对，甚至是一种仔细而具有条理的对话，使我们获得作者自己思想的精华；雄辩术有其无比的气势和优美；诗词韵文有其荡魂的柔和与愉悦；数学以其多种缜密的发见，不但可以满足一般好学多问的人，也可以促进各种艺术的发展和减轻人生的劳苦；伦理的著作包含许多非常有用而引人入德的教训和勉励；神学指示我们上天堂的路；哲学教我们谈论一事物俨若已把握了真理，并使那些学识较浅的人心生仰慕；法律、医学以及其它科学，给凡是研究它们的人，带来了荣誉和财富。综括地说，一切的学问，甚至于即使充满了迷信和错误的学问，都值得我们去注意研究，以致可以判定它们的真正价值，并且避免受欺骗之害。

    但是我那时相信，我已费了足够的时间去学习语言。并读过先贤的著作，以及他们的历史和寓言。因为和古人对话几乎与旅行无异。明了其他各国不同的风习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因为如此我们便可以对自己的国家作较正确的评论，并可避免以为凡与我们风习不同的皆可为笑与不合理的偏见--凡是经验中限于本国的人，常不免有这种偏见发生。从另一方面说，我们若过于花费时间在异国旅行，便成了自己国家的陌生人；并且凡对古代的风尚过于爱好的人，则于现代的习俗往往茫然无知。除此之外，小说的描写使我们幻想许多不可能的事情以为实有，甚至那些最忠实的历史记载，即使它不全作曲解。或每侈饰浮词以增加其阅读兴趣，至少也常常删除了那些最卑微和不动人的事迹。以此，凡是诚受采录的，并不能代表历史的真相；因而那些以历史记载中的例证作为行为规范的人，便更容易堕入那传奇小说中侠士式的狂妄与幻想，而希冀实现出乎自己能力之外的图谋。

    我那时对雄辩术有很高的估价，对诗词作品也热爱欲狂。但我认为这两者都出自天才，而不是由学习得来的果实。那些理性力特殊，而又能善于明晰敏巧地表达其思想的人，虽然只会讲地方不列颠方言，而完全不懂演说和修辞规则，却经常是最能说服别人，使别人相信他所提出的真理。那些富有动人的幻想而又善于绮丽和谐地把它表达出来的人，纵使不谙词章韵律，却不失为第一流的诗人。

    我那时对数学有特殊的爱好，为了它的推理具有精确和明证的特长。但是我当时还不会确实了解数学的真正用途，而以为它仅在机械技术的发展上有其贡献。我惊奇着：为何人类在如此坚强稳固的数学基础上，没有建造出更高的层楼。另一方面，我常把古代伦理学家的著作，比作专以沙泥为根基的瑰宫琼殿：它们列举美德之名，颂扬为大地上无可伦匹的无上珍品，然而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衡量德性的充足标准；而且其中所称为美德者，往往不过是无情，或骄傲，或失望，甚至杀亲的行为而已。

    我那时也敬仰我们的神学，并且和别人一样地希望能上天堂。但是，既然有人万分确凿地这样告诉我，说人类不分智愚，都不容易踏上天堂的路，而导入天国的启示真理，却也不是我们所可了解的；因此，我便未敢以我脆弱的理性来作研究神学的尝试。我认为非有自天而降的特殊济助和超人的资格，研究神学而有成是属万不可能的事。

    至于哲学，除了下面的几句话，我不愿多说什么。根据我的观察，虽然若干世纪以来最著名的人都在研究哲学，但是直到今日为止，没有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不是仍在争论之中，所以也没有一个不是可以脱于怀疑。因此，我那时并未希望自己有哲学上的成就比别人大。此外，既然每一个问题只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而学者却往往有若干彼此冲突的意见，我便决定把一切只具或然性的论断，看作近乎完全错误。

    至于其它的各种科学，既然都是哲学中借得它们的原理，我便断定在那么不稳固的基础上，必不能建造出坚实的屋宇来。所以不论科学所能给予人的名誉或财利，都不足令我决心去研究它，因为，感谢上帝，我那时的环境，并不迫使我拿科学作为商品来增加我的资产。虽然我未必承认自己是一个蔑视虚荣的犬儒学者，但是我却把那些只能由假冒和藉故的手段而获得的荣誉看得十分轻淡。总而言之，我想到我所了解的这些虚伪科学的价值，徒足令我对一炼丹术者的应许、占星卜士的预言、魔术家的哄弄，退避三舍，提防上当，或是对于那些自称内行而实一无所知之人的巧计和矜夸，望而却步，免致受欺。

    为了这些缘由，当我的年龄达到了不再直接受教师约束的时候，我便完全放弃了书本的学习，并决志向一切科学告辞，以便专心一志地从事“认识自己”和关于大社会的学问。我利用我青年时期剩余的年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