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步了陈新甲的后尘，脑袋搬家。

    但李致远又忍不住想为朝廷做点什么，好歹也是大明朝的官，食君之禄，担君之忧。

    况且天下乱成了如今这般模样，他又深知明亡之后的种种惨剧以及那三百年的华夏屈辱史，如何能不忧心呢。

    想来想去，最后他决定只提醒、只指出问题，而不给任何建议。

    因为以朝廷那些官员的尿性，要是有人提出个什么建议或是解决办法，无论好不好，有没有道理，那一定会有言官站出来喋喋不休地挑刺，甚至大骂一通，把李致远批判一番。

    弄不好还会在崇祯面前一顿危言耸听，说李致远此举危害国家社稷云云，给他安个什么罪名，以崇祯反复无常又随时抽风的个性，说不定真会治李致远的罪。

    李致远可不想大明江山没保住，反倒把自己给害了，实际上他这种做法正是如今大明朝大部分官员的做法。

    就是自己绝不提建议也不给解决办法，只对别人的做法评头论足，简单来说就是只骂人，不做事。

    因为这么干最安全、最保险，言官骂人，不管有理无理都是无罪的，若是因言获罪，那简直是求之不得，是无上的荣耀，是今后晋升的资本。

    这就是所谓的清流，重空谈，轻实干，而且不仅是自己不做实事，还要对实干者指手画脚。

    崇祯末年朝堂的常态就是皇帝向百官咨询解决之道时一般是鸦雀无声，一旦有哪个不开眼的提出一个解决办法，那就热闹起来了。

    所谓清流一定会群起而质疑，提出各种问题和反对意见，然后朝廷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讨论，一般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甚至做了实事的倒霉获罪。

    思量再三，李致远写了一封长长的奏疏向崇祯示警，表示现在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时，期望崇祯重视并早做准备。

    又反复陈述了李自成极有可能会迅速渡河东进山西，但山西宣大等地已经是民心不在，官员溃败降贼成风，当地边军又战力低下，防务废弛，且因欠饷日久，边军大多士气低落，很难有多少抵抗的决心。

    而李自成连续大胜，士气如虹，现已拥精兵数十万，一旦挥师东进，以山西宣大疲弱之兵，很难抵挡，山西防线很可能顷刻间就土崩瓦解。

    而一旦山西宣大迅速丢失，则京师可能连应对的时间都没有，那天下危矣。

    李致远将奏疏着快马加急送至京师，反正他自认为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至于崇祯和朝廷重不重视，去不去解决，那就不是他能决定的了。

    而等湖南再稳定几日，他就要暂时离开长沙，往江南走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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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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