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韬与二哥张韪返回府中时，天色逐渐黑了下来。

    今天的事情对他的刺激非小，虽然五年来听过种种奢靡之事，然则毕竟是道听途说。像今日这般直接目睹全部过程的，却还是第一次。

    前世之时，他不理解玄学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像那是个藏身于中古时代过时的玩意儿。除了浑身的神秘感，也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

    今日接触王济之后，他逐渐有所领悟了。

    任何事物的流行都有着当前土壤的支撑，因为这是彼时时俗的反应，来自于整个社会状态的集中反馈，玄学的产生与流行，当然也不例外。

    自从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了帝国的统治思想。然而由于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大量图书被焚毁。加上秦汉之际战火四起，流传下来的五经存在着种种残缺，即便经过大量学者的回忆、整理、注解，也已经与原版存在着差距。

    这原本没什么问题，毕竟所有治世思想都是为了当代统治服务。有着如同董仲舒等辈精英的完善，亦能够满足需要。

    然而当初汉武帝的兄弟鲁王刘余为了搞别墅，对孔子的的旧宅进行强拆。他这一皮不要紧，直接引起了今古文绵延两千年的争端，让汉武帝统一思想的努力从儒家内部开始分裂。

    在孔子的旧宅中，发现了另一个版本的《礼》、《尚书》、《论语》、《孝经》等书。这批书籍全部以古代籀文写成，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

    既然独尊儒术，那尊哪个版本的儒术呢？

    是建国之初，由遗老、长者口述而成，用当下的文字隶书写成、且经过学者五十多年不断注解、已经被立为“官学”的版本为准？还是这一从孔子旧宅中发现的，以古代籀文写成、号称原汁原味的的版本为准？

    更何况通过无数人的断句与注解，两者已经产生很多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很多解释往往都是今人依靠自己的理解揣测当初圣人行事的初衷。

    就比如说《论语·泰伯篇》中的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句读该怎么断呢？

    玄学的开山祖师、大名士何晏就注解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可以告诉百姓怎样去做，不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去做。

    他在《论语集释》中解释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所谓听了无数大道理，仍然过不好这一生。大家听再多道理都还是小人，没几个人会成为君子。与其孜孜不倦地告诉百姓为什么去做，不如告诉他们去做什么。

    这就是“体”与“用”的关系。

    对于这种解释，很多人却不认可，认为是歪曲了圣人的微言大义。圣人主张“仁”，所谓仁者爱人，又怎么可能不去教化百姓呢？

    所以他们认为该这样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圣人既然主张有教无类，自然因材施教。老百姓的觉悟达到一定程度了，就任由他们行事。不要过多进行约束，如果他们智力地下，愚昧无知，自然需要加强制约、不断教育让他们知晓道理，在制约下不会出现太大的错误。

    然而这样的理解，自然而然将那些“可”之民天然凌驾于众人之上，让他们具备了天赋优越，甚至可以超越于律法与道德之外。而那些“不可”之民，譬如清洁工、管道工以及农民等等，却处于严厉的律法约束之下，动辄得咎。

    当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论哪种民，都是需要为皇帝服务的。所以另外一种解释也便来了。那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如果老百姓已经完全达标了，那就直接纳入治下，暂时还没达到标准，那就先养着，教育着，让他们达到标准，然后再纳入治下。

    比如说，后世有人问“中国古代有没有侵略过别人？”，有个点亮很高的回答是，“难道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是充话费送的？”

    然则虽然不是充话费送的，差距也不远了。其中诀窍，就在这一种断法里，那些化外之民不断受到中央王朝的影响，最终潜移默化之下，主动纳入体系之中。

    比如后世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汉化，明朝苏禄国王的仰慕中原文化等等，都是在这种思想引导下产生的一系列的反应。

    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理解，亦曾经有所发散，最终都湮灭于主流之中，被视为异端。

    这不过是其中的一处争论而已。五经之中，两家对于圣人主旨阐述的不同，又何止一处？

    主流是什么？当然是作为官学的“今文学派”。

    他们由于都是由隶书写成，所以学习起来不用再去管个别的字眼，只需要背诵后去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就好。

    当初董仲舒以五行之学结合今文经，以赋予王朝天命之说后，今文学说在滑向谶纬之说的路上一去不回头。

    而古文经都是由籀文写成，免不了要如同甲骨文一样，去逐字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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