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张韬发现西晋百姓的时间观念并不强。

    他们往往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并根据天时的变化来安排事情。

    由此他们在日常生活里形成一整套关于时间观念的词汇。

    比如说，子时叫做“夜半”，午时叫做“日中”。

    早上七点到九点时分，称之为“食时”，乃是吃第一顿饭的时间。下午三点到五点乃是“晡时”，说明可以吃第二顿饭了。

    其余的时辰，亦是根据作息特点拥有个性化的名称。

    具体为，凌晨两三点钟的丑时称之为“荒鸡”，此时养的鸡蓄势待发，准备开始打鸣。

    到了晚上九点十点的的亥时，又叫做“人定”，说的是人们劳累了一天，到了此时都已经歇下。

    剩下的时辰则根据太阳的变化依次称之为“平旦”、“日出”、“隅中”、“日中”、“日跌”、“日入”、“黄昏”等等。

    各个时辰穿插在一起，指导人们如何去过日子。

    在洛阳、邺城以及长安这样的大城市，大户人家设置漏刻，官府则设置圭表与日晷以记录白天的时辰。晚上则根据漏刻的时辰，利用更夫打更，将时辰传递出去。对于时间的掌控无疑精准许多。

    然而对于那些乡下野里，就只能根据日月轮转以及个人生物钟去自我感知了。

    相对后世而言，此时无论大城市还是乡下，对时间的掌控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白天计时的圭表与日晷，晚上与阴雨天就无法测量时间。计时相对精准的漏刻，冬天由于会结冰，就必须要处于温室之中。且由于无法挪动，极大限制了对野外作业的开拓。

    在这种情况下，张韬思考再三，决定自己做一个重力摆钟。

    他还记得前世小时候，家里有一座三五牌自鸣钟，当上紧机械发条后，可以半个月内自动报时。

    那是一段独有的记忆，只是可惜，后来随着手表的普及以及自鸣钟的老化，他将钟拆了个稀巴烂，大抵幼儿时期，总会有无比强烈的好奇心，而那座自鸣钟也成了他手下的牺牲品。

    所以他想要制作一座重力摆钟，受到的主要限制有两个，一是没有标准的度量衡，导致后世的公式无法换算使用，他必须要想办法克服这一点；二是他不了解当前的工艺水平，不知道能否制作出机械发条。

    他搬来一个马扎，坐在凉亭内，将一块石头用丝线系起来，然后挂在横梁上。手指轻轻一点，石块便在一个平面上来回摆动起来。

    想要制作出精准的摆钟，他必须要掌握一个中间转换的量。这个量，让他想到了漏刻。

    公允的说，由于漏刻发明时间极早，在千百年不断与圭表以及日晷的相互校对中，漏刻计时的误差已经非常小。

    他记得后世哪怕重力摆发明以后，由于受制于原材料以及制作工艺，也是二百多年后，才在精确度上超过漏刻。

    有了漏刻作为计时工具，他就能寻找出后世的标准长度单位，从而确定摆长。

    当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的传动齿轮以及擒纵器，也会由于标准长度的存在更加完善。剩下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制作出强力足够的发条，这是成败的关键。

    接下来的日子里，张韬向母亲刘氏要来了张孟，并且索要了一万钱。刘氏有心拒绝，无奈张韬苦苦哀求，刘氏疼爱幼子，也只好违心答应。

    就这样，“兵精粮足”的张韬开始迈出了征伐大业的第一步。

    张孟隔三差五地便从外面带进来几个人，不是城西的李铁匠，就是城北的王木匠，惹得管家张烈时时向老夫人告状。开始时刘氏尚不在意，无奈三人成虎，到最后她反而让张烈不时禀告最新状况。

    在张烈眼里，三公子每日从学堂返回后，要么盯着石头摆动发呆，要么蹲在漏刻室看着水滴下落。有几日没去学堂，他索性将石头摆搬到了漏刻前，同时雕刻着各种圆盘。

    这实在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得到张烈的禀报后，刘氏惊疑不定，以为儿子得了魔怔，想要亲自前往劝阻，却被张华拦了下来。

    在整个大晋，张华未必是最聪明的那个人，但一定是看书最多的那个。在十五年前搬家到此处，他便拉了整整二十八车书籍，让整个洛阳城为之轰动。

    如今他的藏书，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完全不夸张。

    如此见多识广，他竟然看不懂幼子的套路。所以更想知道这个幼子具体在做些什么。

    他隐隐感觉到，这其中似乎隐藏着一个极大的奥妙。

    有一段时间，他趁着幼子在房内发呆，站在窗外偷窥了会，却发现那石头摆似乎与水滴有些关联。有时来回摆动一次，水滴便滴下一滴，而有时则是两滴甚至三滴。这其中的区别，便是系着石头的细丝长度不同。

    看着入迷的幼子，他默默退了出去，除了安慰老妻，便是吩咐下去，任何人不得干扰张韬。

    就这样，五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随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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