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明确规定：大米、白面等细粮，均只供给优秀的大和民族；朝鲜族算是日本籍的半岛人，可以吃混入大米的小米饭；而满人、蒙古人、汉人这些劣等民族则严禁食用大米和白面。只有极少数位高权重的大汉奸和伪满皇室，才能享受特殊待遇，每月分到几公斤的大米……

    但问题是，按照伪满洲国制订的配给标准，能够合法分到大米的“劣等民族”实在是少之又少，居然连伪满的警察局长都不够资格，普通富人更不用说。至于种植这些大米的东北农民，按照法律更是连一磷饭都吃不上。而满洲开拓团的日本移民不仅不需要交纳农业税费，还能按月领取口粮。

    （为了给伪满洲国歌功颂德，有些“公知”胡说什么东北原本不产大米，都是日本人带来了稻种，才让东北开始出现了水稻种植，所以东北大米特供日本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上，早在唐朝的时候，渤海国靺鞨人就已经开始在东北种植水稻。虽然之后由于气候变迁等原因，东北的水稻一度消失，但最迟到清朝后期，辽东地区就已经再次恢复了水稻种植，譬如著名的盘锦大米，在20世纪初期就享誉海内了。）

    面粉对中国人来说也成了奢侈品，只有在象春节和中秋节这样的传统节日，才能每人配给一斤而已。

    这样一来，日本从东北农村强征来的大米、面粉，除了大批运往日本的本土之外，就是供应关东军和移民到东北的日本人食用。而中国人一旦被发现食用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处罚异诚厉——有位东北的乡下老人曾回忆说：“……日本鬼子在东北时，日子过得苦呀！我们最多只能吃苞米、高粱米。逢年过节，家里弄点好吃的，也都是半夜里偷偷吃⌒亲戚吃了点大米，回家时坐火车晕了车，吐了出来，被日本人看见，硬说中国人吃了大米就是经济犯，当时就被抓了起来。后来好像被拉去做了劳工，再也没回家。”

    还有另一位大城市里的东北老人则回忆说：“……那时日寇把中国人列为三等国民，处处都受压迫受欺辱。我们中国人种的大米不许中国人吃，只许日本人吃。中国人只能吃日本人配给的发霉的苞米面、橡子面，不许吃大米。谁吃了大米，就是‘经济犯’，就要抓起来送到警察署给灌凉水，过电上刑罚。中国人吃大米了，就把中国人抓来，脸朝天的，脑袋搭拉着绑在一个长条木头板凳上，用洋铁壶嘴往嘴和鼻子里倒水，呛的人都喘不上气来。要有不服气的反抗的，就给绑在椅子上，用110伏的电线接触在中国人身上，让你酸痛麻木，全身突突被电打得昏厥过去。”

    根据伪满洲国的统计资料，仅在该法案执行的第一年，就有31万东北人因为违法吃大米白面而被捕，占到总人口的1%。而这些“经济犯”的下场，多半都是被押送到各处矿山当劳工，最后进了万人坑……

    最开始的时候，伪满洲国给中国人规定的口粮配给，是城市里每人每月供给高粱米或玉米面24斤和若干杂豆，乡下农民每人每月可留粗粮30斤（各地稍有不同），虽然伙食粗粝，但尚可勉强果腹。

    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配给标准下降得非掣速。据1943年的伪满《经济情报》所载，从1942年起，伪满境内中国人的粮食配给量几乎是每月都在递减，1943年2月份的配给已减到18斤，4月份又减为10斤，5月份在10斤粗粮的配给中掺进7斤发霉的玉米面。小孩的配给更是仅有每月4斤。

    到了最后几年，随着战局的日益不利，日军不断加大搜刮粮食的力度。伪满洲国的粮食供应日益恶化，在东北的日本人都开始吃起了高粱米。至于中国人，更是只能吃由玉米、小米、榆树籽和锯末做出来的“混合面”，以及由橡实制成的“橡子面”，这种橡子面吃多了就会大便硬结，让人拉不出屎、痛苦难耐。

    然而，就连如此粗劣的食物，也还得半夜三更就去排队才能买到——当时的各个粮谷配售点，经常会没有粮食可以出售⌒时市民们排了很长的队，站了很长时间，结果等来的却是一块“今日无粮”的牌子。

    伪满政府配给的粮食是如此的匮乏，而且还有很多丧失劳动力的人，根本没办法得到配给，因此一些家庭常常断粮，只好以树叶、树皮、米糠和野菜充饥∩于营养匮乏，东北人民的健康状况严重下降，各类疾病泛滥成灾。连伪满官员都普遍是一副营养不良，面带菜色的涅……对比起当年张大帅的治下，连长工都能偶尔吃顿肉的景象，实在是不能不让东北人对日本鬼子恨得咬牙切齿。

    除了粮食之外，在伪满时期，肉、油、糖、肥皂、纸烟、布、棉、线、盐、火柴、火油（煤油）等生活必需品，也全部都要实行配给。而且这些配给物资总是时有时无，布料和燃料尤其短缺，小孩光屁股的不在少数，不少人甚至只能披麻袋片。更要命的是，由于煤炭的消费量被日军严格管制，冬天里有很多家庭生不起火坑，只能在饥寒交迫之中瑟瑟发抖、度日如年，各地冻死饿死的惨事屡见不鲜。

    确实，正如某些“专家”们描述的那样，本土自然资源匮乏的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了资源丰富的东北三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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