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众实施苛酷的鞭挞，但在另一方面又施以怀柔政策，在台湾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建设。例如上文所说的后藤新平，在其滴台湾民政长官期间，就大力推动台湾的铁路、海港和公路建设，为台湾打造了现代化的交通系统，几条重要的铁路干线被一直沿用至今。此外，他还在台湾建设了最早的一批发电站，铺设了电网，奠定了日后台湾工业发展的基础。

    另一位献身台湾水利事业，主持修筑了嘉南大圳水利工程的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在很多台湾人的眼中，更是犹如白求恩医生一样可敬——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前，位于台湾西南部的嘉南平原由于缺乏雨水，曾经长期是一片荒芜的不毛之地，而日本水利工程师八田与一则决心改变这一现状，将这片荒野变成良田。

    他在台湾花费了十年的光阴，与当地民众齐心协力，建成了当时亚洲规念大，也是世界第三大的乌头山水库‖时修筑了总长度一万公里的灌溉水道，足以灌溉嘉南平原十五万公顷的农田，占全岛耕地的百分之十四⌒了灌溉水渠，再加上彻底的土地改良，当嘉南大圳于1934年最终完工的时候，之前困扰嘉南平原的洪水、干旱和盐碱化等三大开垦障碍，全部都被基本扫除，农业产量从此遽增，六十万农民受惠，也让八田与一至今仍受台湾人的感激和怀念——嘉南人民为了感念他的贡献，在乌头山水库旁边铸造了一座身着工作服、穿工作靴、席地于堤堰上沉思涅的八田与一铜像，迄今依旧巍然矗立。

    在公共卫生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也对台湾普及了现代的公共医疗体系，大幅度降低了各类传染病的发生率，同时又在台湾禁绝鸦片、废止缠足，推广卫生常识，让台湾人初步具备了现代卫生观念。

    此外，日本还在台湾强制推行了六年制小学义务教育，到1944年，台湾本地学童就学率已有71。17％，不仅远远胜过遍地文盲的中国大陆，也高于当时世界的平均水平。虽然高等教育依然优先为日本侨民服务——例如在日据台湾仅有的一所最高学府台北帝国大学，始终以日本侨民为学员主体，台湾当地学生很难考入就读。1945年，台北帝大的1666位学生之中，台藉者仅为322人——但至少是普及了初等教育。

    当然，日本殖民者并非慈善家，他们建设台湾的根本目标，还是为了从这里榨取资源，以及移民拓殖——没有一个“好日本人”或很多“好日本人”的影响力，可以超越坏的国家机器，以及坏的制度政策。

    首先，日据时代的台湾经济，是一种相当典型的殖民地经济模式，即以台湾的自然资源与人力，来培植宗主国日本的整体发展，依靠从台湾掠夺的资源，来养肥日本本土的经济与工业。

    为了有效实现控制台湾经济命脉和掠夺台湾资源的目标，日本殖民当局从1910年开始就在台湾设立专卖局，对台湾最主要的盈利产业，如石油、烟草、食盐、樟脑、鸦片、酒类等由官方垄断性专卖管理，从中牟取暴利，其收入占殖民当局财政总收入的50%。但同时也严重挤压了私人资本和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凡是最赚钱的行当，基本都被在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或日本商社把持垄断，台湾本地人根本不准插手，还要在出口原材料和进口日用品的过程之中，承受各种沉重的盘剥，故而台湾人一向对专卖制度最为诟病。

    其次，日本也一直在迁移本国侨民定居台湾。只是由于台湾的面积有限，人口稠密，故而移居台湾的日本人，在数量上不如东北三省的“满洲开拓团”，但也多达三十万之众，并且在台湾享受超国民待遇。

    不过，虽然日据时代对台湾人来说有着上述种种不如意之处，但毕竟没有残酷的万人坑（作为预定的农业和木材基地，日本在台湾也没有建设多少重工业），也没有“满洲开拓团”那么过分的跑马圈地（日本商社和侨民占地还是有的，但至少比东北温和一些），只是用不平等的经济和贸易政策来掠取台湾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外加法律上的若干歧视而已，其程度并没有超过同期中国大陆人民头上压着的“三座大山”。而日本殖民当局的办事效率和廉洁程度，甚至还要比腐朽黑暗的晚清地方官府更好一些。

    实事求是地说，在曾经被日本占领的各个地区之中，台湾是治理得最为成功的一块殖民地，甚至要胜过朝鲜。当时台湾人对日本殖民政府的认同程度，可能略逊于英属香港，但至少达到了英属印度的水平。

    而与此同时，在嚎对岸的中国大陆上，却是一片军阀混战、遍地饿殍、愚昧落后、民不聊生的空前惨状‰之相比，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虽然屈辱却相对安稳的日子，居然让民国时代的不少大陆同胞感到羡慕，同时也让一些台湾人对祖国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不再抵触日本的统治，而是真正地想要融入日本人之中，开始努力学习日语，适应日本的文化风俗，试图让自己“归化”成日本人。

    结果，当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相对于中国大陆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台湾百姓的心情却是五味杂陈，其中既有渡海参与抗战的爱国义士，也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