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为了平定海疆,需要斩杀名气更大的黄石来统一事权,接着莫非就会有哪一股海贼打破南京城？

    虽然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截然不同,但架不住已经有了心理阴影的崇祯皇帝如此联想啊

    于是,崇祯皇帝立刻就把熊文灿的这个荒诞建议给驳了回去,回头想想不放心,唯恐熊文灿一不做二不休,学着之前的袁崇焕于脆伪造圣旨去杀人,又赶紧往福建发了一道密旨,声色俱厉地恐吓了熊文灿一通,让他不要忘了袁崇焕的下场……这份密旨看上去似乎还是有效果的,熊文灿之后就再也没提什么要杀黄石的事情,貌似从那之后就化干戈为玉帛,知道要彼此相忍为国的道理了∪其是在去年海寇袭扰闽南,被黄石击退之后,即将调任两广总督的熊文灿还为他请功,让黄石恢复了福建总兵的官位。

    然而,崇祯皇帝虽然不打算看着熊文灿违反体制,擅杀黄石这样等级的武官,但心中同样也对黄石这个“先帝旧臣”不是没有芥蒂,至少是不准备把他重新启用到辽东战场的——尽管自从建奴两次南下劫掠,罪督袁崇焕伏法以来,启用黄石的呼声一浪接着一浪,但都被崇祯皇帝给压了下来。

    总之,崇祯皇帝对黄石的看法是很矛盾的,既承认他的才能,又对提拔他很有抵触,最后便把黄石丢在南边冷藏下去,除非辽东战局实在崩坏到了极点,才会把他拉出来顶上去……所以,黄石的这一封捷报,就让崇祯皇帝深感纠结：虽然他早就知道琉球的求援,而大明庇护藩国也是理所应当之事。但黄石没得到内阁的批准就出征日本,那就是“私自出兵,形同叛逆。”,何况日本还是洪武大帝钦定的“不征之国”……

    哎,罢了罢了,毕竟是打了胜仗,封赏固然不能给。擅自行事的罪也就不治了——以目前大明之时局,万一实在败坏到没法收拾,或许还是需要仰仗黄石这个百战百胜的名将出马呢只要掐住他的钱粮命脉,就不怕他飞上天去……所以,在这份报捷奏章上批了“知道了”三字以后,崇祯皇帝也就没有继续多想了。

    不爱钱财美色的武将,固然让皇帝感到警惕,但是那些贪财好利的武将,也同样让皇帝感到头疼。比如说这个登州镇,乃是最近这几年才崭露头角的一只力量,那个叫陈新的辽东逃民,不过是捐官出身,眼下居然也积功做到总兵了,俨然已是登州镇首脑。他在登州开屯田,兴撼,练兵剿匪,于得有声有色,一身本事似乎不在昔年的黄石之下。且在崇祯二年鞑子入寇之时,这个陈新更是主动率军勤王,于京畿郊野阵斩六百鞑虏,立下大功,喜得崇祯当时便赞他为“朕之戚少保”,仿佛从他身上看到了当年黄石的影子。

    相比于依附阉党的黄石,陈新此人的气节倒是十足的,当年还是个小小千户的时候就敢痛骂崔呈秀,对阉党大员不假辞色,也决不和关宁诸将同流合污,一个辽东逃民能有如此气节,实在难得。

    光看表面,此人必为朝廷栋梁,但崇祯皇帝在最初的高兴劲儿过后,命人搜集情报细察其作为,却发现陈新眼下俨然已是割据一方的诸侯,不但所募兵马大大超出本镇兵额,而且整个登州镇的军民事务,皆由陈新一言而决,各种敲诈勒索、贪污受贿、强占民田之类的不法之事,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朝廷政令在登州还不如他陈新一句话顶用,连锦衣卫、东厂的探子都难以混入其中,说是国中之国也不过分

    甲末锦衣卫的情报能力距离京城越远就越糟糕,在山东还行,到广东福建就已经差不多聊胜于无了。）

    虽然目前登州镇的兵马还能听朝廷调遣,但和以祖大寿为首的辽镇一样,也已是尾大不掉,只因各个军镇之间的互相牵制,才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即使登莱巡抚孙元化在登州还有一支辽兵,但依旧没法遏止登州镇的日渐坐大……看来是时候需要扶持新的势力来制衡一下了,比如那个斩首八十的勇士王斗就不错,说不定还能借此改变宣大弱于辽东之形势。哼哼,等到时局好转一些,看朕怎么收拾你们这些跋扈军将

    “……朕之戚少保,哼,这是想当曹操吧朕可不是汉献帝”

    朱由检一边如此冷哼着,一边翻开了登州镇总兵陈新的奏折,随即渐渐眉头紧锁——除了一开始老生常谈地要钱要兵之外,陈新居然还很奇怪地在奏折里提及,要朝廷提防一群盘踞在琼州边远之地的海寇,叫什么“髡贼”,甚至还写了“髡贼乃国之大患,其为害远较东虏为甚!”这样夸张的话……这就让朱由检感到十分费解了,一个无利不起早的山东大军头,却跟几千里之外的一伙海寇为难？真是怪哉

    说起来,这“髡贼”之名,崇祯皇帝倒也有所耳闻,早在崇祯二年,便有其侵扰琼州临高县之奏报,但髡贼仅占据“百仞滩”一地,依托悬崖立寨,靠海上快船进出,临高地方曾多次进剿,可惜尽皆失利。崇祯三年,两广总督王尊德为剿灭该股海寇,曾发大军围攻,然而虽然野战击败了髡贼,但髡贼借百仞滩之奇险地形,结寨凭火器死守,又发快船截断运粮航道,致使大军大败,功亏一篑。随后,髡贼又遣快船蹿犯广州,幸而为当地乡勇所退。接下来的时光里,这髡贼倒也平静无事,只有郑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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