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都在为东征而准备,军队和战争物资都在向涿郡集中,各地的官仓都给搬运一空,再加上过去官僚们中饱私囊肆意侵占,此刻为了弥补亏空,于是把各地的义仓也给搬空了,由此导致各地官府无力赈灾或赈灾不力,而官僚们为了保住头上的官帽子,蓄意向皇帝和中央隐瞒灾情,结果便是天灾加人灾,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恰在此时,齐州的王薄、孟让反了,这给河北豪帅们指明了一条道路,很快,河北豪帅刘霸道、李德逸据豆子岗而反,高士达、孙安祖、窦建德据高鸡泊而反,张金称、王安据清河而反,郝孝德、刘黑闼据平原而反,各路反帅云集北运河两岸,频繁劫掠永济渠,对东征准备工作造成了巨大威胁。
为何大河南北一夜间叛乱迭起?贵族官僚是如何看待这些叛乱的?又是如何处置这些叛乱的?山东人异口同声指责关陇人,因为关陇贵族集团把持着王朝权柄,山东大部分郡县的主要官员都是关陇贵族,山东贵族仅仅占据一小部分,考虑到两大贵族集团之间的仇怨和矛盾,不难想像,正是这些关陇官僚的蓄意或者不作为,造成了大河南北的这场浩劫。而关陇人则指责山东人居心叵测,阴谋推翻国祚,大河南北叛乱的背后都有山东贵族的“黑手”,正是因为山东贵族的推波助澜,才造成了大河南北今日的混乱。
关陇贵族官僚是蓄意隐瞒真相,山东贵族官僚则是蓄意推波助澜,结果大家联手欺骗皇帝和中央,一边是东征的准备工作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一边是大河南北的叛乱此起彼伏,局势越来越恶劣。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关陇贵族都漠视普罗大众的死活,都向皇帝和中央隐瞒真相。齐郡郡丞张须陀就是个例外。张须陀是个武将,却因为政治原因被赶出军队,到地方上做了个文官,或许是秉性使然,也或许是对皇帝和王国的忠诚,他不顾僚属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开仓赈济灾民,由此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一部分地方贵族豪望的支持。接下来,他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公开违反律法,以郡府的名义征召地方宗团、乡团和壮丁,组建了一支上万人的地方军,向长白山反贼展开了围剿。他的理由很简单,若想确保东征,确保东莱水师能够顺利渡海作战,就必须确保齐鲁地区的稳定,而齐鲁的稳定取决于齐州的稳定,若想稳定齐州,就必须剿杀叛贼,求得一方平安。
张须陀做为地方行政官长,没有统兵权,以他在齐州的所作所为,等同于谋反,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皇帝和中枢竟然相信了他的奏章中的表述,不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而破例授予他统兵权,负责齐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戡乱平叛之重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人认为皇帝和中枢为了确保东征的顺利进行,不得不行此下策,不得不向朝堂上的保守派势力做出妥协和让步,以求得东征期间政局的稳定。张须陀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以前是老楚国公杨素的帐下悍将,是杨素一系的成员。现在杨素的政治遗传全部由小楚国公杨玄感继承了,杨玄感现为礼部尚书,位高权重,亦是东都保守势力的核心人物之一。皇帝和中枢破例授予地方行政官长张须陀以统兵权,委以重任,很明显就是向朝堂上的保守势力发出求和的信号。东征在即,内部就不要再闹了,要闹就等到东征之后。不管怎么说王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没有王国的利益,哪有贵族官僚们的利益?
皇帝和中枢却因此开了不好的头,剥夺地方行政官长统兵权是皇帝登基之后推行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目的是借着军政分离的名义,削弱地方官府的权力,同时进一步集权于中央,然而,仅仅因为东征,皇帝和中枢就改动了律法,如此朝令夕改,权威当然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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