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都在东都战场上,只要他们在最短时间内剿杀了杨玄感,平息了这场风暴,稳定了东都局势,则军方必然要就东征的未来做出表态。
要么停止东征,把全部力量放在国内局势的稳定上,攘外必先安内,宁愿忍气吞声向北虏做出妥协和让步,也要先稳固圣主和改革派的执政地位;要么继续东征,把全部力量放在南北对抗上,积极进行南北大战的准备,只要北虏胆敢南下入侵,就倾尽全力给予迎头痛击,宁愿玉石俱焚,也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为圣主和中枢守住最后的政治底线。
前者对圣主和改革派来说,政治上是腹背受敌,对内对外都要妥协让步,步履艰难,改革肯定会陷入停滞和倒退,虽然看上去稳妥安全,煎熬一段时间后,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但稍有不慎就是“四面楚歌”,如果外部北虏坚决入侵,内部反对派的叛乱也是此起彼伏,内外夹击之下,必有全军覆没之危;后者置之死地而后生,拒不妥协,决不让步,对外咄咄逼人,对内强权镇制,虽然也有全军覆没之忧,但只要赢得了南北大战,不但会让圣主和中央的威权达到一个全新高度,还能给圣主和改革派赢得继续推进改革的时间和空间,反之,如果败了,对内对外只能妥协,改革必然停滞和倒退,执政地位也岌岌可危,这与前者的结果毫无二致。
既然如此,为何不搏一把?尤其对于态度强硬的军方来说,既然主战和主和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样的,那为何要主和?当然要誓死一战,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中土的尊严。
所以,封德彝对南北关系的走向持悲观态度,“主和”立场在中枢最高决策层已步履艰难,而“主战”思路一旦控制了中枢决策,则第三次东征会爆发,南北大战也会爆发。
这种趋势下,齐王北上戍边,意味着中土这边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这不但无助于南北关系的缓和,反而会给大漠北虏以更强烈的暗示。大漠北虏在危机的压迫下,战争准备会更快,更积极,南北大战爆发的速度可能会更快。
由此推断,齐王北上戍边的幕后推手,十有**是圣主,是中枢主战派,是军方的主战大佬,而近期接触过齐王的军方大佬只有宇文述和来护儿,这两位恰好是圣主的绝对心腹,是圣主的坚定支持者。
如果主战派为第三次东征和南北大战特意设下了这盘“棋局”,齐王是他们的“棋子”,白发贼是齐王的“棋子”,那么齐王拱手让出大运河的控制权,白发贼悄无声息地北上,高阳危机的突然爆发就在情理之中,就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白发贼攻打高阳引发高阳危机,其目的正是要隆重推出齐王,而推出齐王的目的,则是为圣主和主战派强行推出第三次东征和南北大战的决策做铺垫。
封德彝权衡良久,毅然决断,手书一封,请亲信僚属通过私密道,转呈门下省副长官黄门侍郎裴世矩,并再三嘱托,务必要快,要保密。
门下省与内史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所谓封驳就是“封还皇帝失宜诏令,驳正臣下奏章违误”,这个权力就很大了,直接监督皇帝和宰执了。当朝门下省长官是纳言苏威,关中籍三朝老臣;副长官两位,一个是河东裴氏的裴世矩,一个是陇西天水的赵长文,也都是三朝老臣。
中枢核心三大机构中,内史省是决策者,诏令政令出自内史;门下省也参与决策,并负责审查诏令政令;尚书省同样参与决策,并负责执行诏令、政令。尚书省下辖六部,人员较多,派系林立,而内史省和门下省人员较少,其中内史省两位长官都是江左人,门下省三位长官都是关陇人,虽然内史侍郎虞世基和萧瑀在江左贵族集团中分属江南和荆楚派系,纳言苏威和黄门侍郎裴世矩、赵长文在关陇贵族集团中也分属关中、河东和陇西派系,但在集团整体利益上,这两大决策机构的“掌门人”显然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
封德彝属于山东贵族集团,与关陇、江左两大贵族集团“泾渭分明”。这种政治上的“泾渭分明”在高层中极其重要,尤其在当今豪门世家牢牢霸占着政治资源的情况下,“骑墙派”在高层中根本没有存身之地,出一个死一个。
过去功勋大臣高颎和杨素都以“伯乐”扬名于世,屡屡提携和举荐不同派系的人,封德彝就是杨素提携和举荐的,但这不仅是统一后的政治需要,其背后也隐藏着大量的利益交换。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理名言。
封德彝和裴世矩不是政治盟友,但因为同为前朝旧臣,有共同利益所在,关键时刻可以政治合作,互利互惠。现在封德彝就迫切需要裴世矩的帮助。杨玄感的叛乱肯定会连累到封德彝,为了自救,封德彝打算向裴世矩求助,但如何求助?拿什么才能交换裴世矩的帮助?
封德彝写给裴世矩的这份密信,能否打动裴世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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