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突厥人来说,他们乐于看到中土东征,不管中土是打远东诸虏还是与东厥正面冲突,都有利于西突厥人控制西域,利用西域建立起牢固的阻御中土和东厥的防线。
中土的东征尚未开始,西突厥就迫不及待地大举进军西域,射匮可汗甚至把牙帐都迁到了西域,由此可见其控制西域的决心之大。
西突厥人兵分三路,一路暗中支持吐谷浑人复国,以牵制中土的西北军;一路与东厥的始毕可汗结盟,始毕可汗为防止中土东征大捷后,乘胜北伐,答应了射匮可汗的条件,在大金山阿尔泰山的东南麓一带牵制中土的河西卫府军;一路猛攻铁勒人和薛延陀人,杀鸡儆猴,以武力胁迫西域诸国臣服。
结果天遂人愿,中土第一次东征大败,紧接着又发动了第二次东征,不但无力顾及到西土局势的急剧变化,甚至无力给西北军提供源源不断的军需,于是西突厥人的谋划成功了。
现在从中土的角度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初圣主和中枢诚心诚意结盟西突厥,满足西突厥所提出来的一些并不过分的结盟条件,比如愿意与西突厥共享西域南北丝路之利,愿意与西突厥在大金山一线夹击东厥,联手把东厥人赶出西域,甚至愿意把泥厥处罗可汗及其追随者交还给射匮可汗,东都继续巩固和加强西土经略,继续维持或加大对西疆的支持力度,那么即便东征连番失利,对西土局势的影响也不会太大,最起码西北危机不会严重到难以拯救的地步。
当然,这种猜测没有意义。对裴世矩这位西土经略的创始者来说,解决西北危机的关键还是与西突厥建立实质性的合作。
他坚信射匮可汗的目标不是中土,也不是东厥,更不是西域和西海。西域的西域诸国也罢,西海的吐谷浑也罢,实际上都是西突厥人用来在葱岭以东建立起一道牢固防线的“工具”。但中土太强大了,即便经常遭遇重挫,也能迅速恢复过来,而一旦恢复过来,中土就会扩张,就会强势攻击,所以从西突厥人看来,他们目前所取得的“战果”不值一提,经不起中土的打击,因此若想真正在葱岭以东赢得一个稳定局面,最终还是需要中土的盟约,一个有诚意且有实质性合作互利互惠的盟约,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没有任何安全毕。
对裴世矩的这一观点,圣主和中枢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从南北交往的历史来看,中土与外虏结盟乃是常态,南北之间不是战争就是结盟,不以为奇,其中有诚意的结盟也有先例,而今日中土也的确有必要与西突厥建立有诚意的盟约。
但是,今日中土的核心矛盾是改革和保守,西京是保守势力的“大本营”,西疆是以关陇贵族集团为主要力量的保守势力的根基之地,如果中土诚心诚意与西突厥结,就要在西土经略上投入大量“资源”,这等于帮助保守势力增强对抗改革的实力,这是圣主和改革派绝对不能接受的事。
如今西北危机爆发,西北军退出了西域,退出了西海,在这种不利局面下,如果圣主和改革派妥协,重新启动裴世矩的西土经略,那么中央要向西疆投入多少“资源”?可以肯定,这就是第二次西征。
原因很简单,现在再与西突厥人谈实质性合作,西突厥人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必然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中土唯一的办法就是再把吐谷浑灭了,再杀进西域腹地,再占据绝对优势,否则没办法谈合作。
但对今日的中土来说,东征连续失利,南北关系急骤恶化,南北大战一触即发,现在中央连西疆都顾及不到了,哪里还有能力发动西征?
所以圣主不可能承认自己在策略上犯了错误,他只会怨恨西突厥人阴险狡诈,贪婪卑鄙,背信弃义,毕竟名义上中土与西突厥是盟友,而这次西突厥人却背弃盟约,帮助吐谷浑人复国,悄悄地在中土背后捅了一刀。
圣主一推了之,那么西北危机的直接责任当然就由西北军来承担,而间接责任当然由西京和关陇人来承担,虽然西京的确有拿西北危机来要挟圣主和中枢的嫌疑,但事到如今,圣主就算把西京和关陇人恨得咬牙切齿,也不敢大开杀戒,以免激化矛盾,再度恶化西北局势了。
裴世矩决定放弃劝谏,接受事实。既然圣主“听不懂”他的暗示,对他的“暗示”充耳不闻,那么西土经略也就不要再提了,西北危机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了,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西北危机有三个。一是西海失陷,目前陇西军团无力夺回;二是西域的且末和鄯善失陷,目前河西军团也无力收复;最后就是会宁的突厥人要“归国”,要叛乱,这个目前尚有解决的可能。
裴世矩躬身请命,“圣上,臣请缨,火速赶赴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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