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危机还在可控范围内,虽然可预见的后果很严重,但目前还有很多办法阻止这些后果的出现,还有很多措施可以把危机扼杀于萌芽之中。从政治上来说,当务之急是重建圣主和中央的威权,以绝对权威推动改革,压制改革和保守这对核心矛盾,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盖世武功。武功来自于战争,因此从军事上来说,当务之急是继续东征,以消灭高句丽来赢得东征的最后胜利,以这长利来洗刷前期连番失利之耻,以此来竭力维持圣主和中央的威权,然后倾尽全力进行南北战争,以南北战争的胜利来赢得盖世武功。而南北战争需要国力的支撑,国内形势恶化叛乱迭起必然严重伤害国力,所以中央和地方除了要加大平叛力度外,更要加大赋税徭役的征缴力度,以确保南北战争所需。
圣主和中枢对自己的威权还是非常自信,改革派也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不动摇不妥协,而中土在饱经四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乱之苦后对统一的向往、期盼和守护,也让圣主和改革派错误地评估了统一大业这道“堤坝”的坚固程度,远远低估了江南贼刘元进割据称帝对国内形势所造成的可怕的不可逆转的恶劣影响。
于是,在“治标”这条道路上,圣主和改革派也没有痛定思痛,没有检讨反思,没有给自己下一副“猛药”以恢复体力,而是迸自大、幻想和侥幸,拖着疲惫不堪难以为继的身躯,拼命榨干自己最大潜力,强迫自己以更快度奔跑在原有道路上。
如此一来,圣主和改革派面对新危机,明明看到了隐藏在新危机背后的巨大危险,却轻视了,低估了,有意识忽略了,继续执行既定国策,继续行进在改革的道路上,只不过因为各种各样的危机接踵而至,让他们暗自惊惶,愈急迫,不得不加奔跑,不得不纵马狂奔,风驰电挚,以致陷入失控之危而懵然不知。
一番思考权衡后,事情回到原点,还是东征,必须动第三次东征,必须在明年春天开始进行第三次东征,然后进行南北战争。而这辰争要看黄门侍郎裴世矩的西行结果,如果结果乐观,那就是中土联合西突厥夹击大漠,反之,那就是大漠联合西突厥夹击中土。虽然一个是主动出击,一个是被动迎战,但对中土来说并无太大区别,中土只要胜利,中土只要打赢了南北战争,圣主和中枢就能建立盖世武功,然后一切都能逆转,都能水到渠成,集权改革的步伐必将越来越快。
于是,圣主和中枢核心层的改革派重臣们就如何应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危机达成了一致意见,接着圣主便于当天晚上召集行宫内所有的中枢核心层、中枢官员和卫府诸将,商讨当前南北局势下国防战略的调整问题,而核心问题就一个,在远东战场上,是结束东征还是继续东征,由此延伸出一个新问题,在东北战场上,是支持安州还是公开介入?
争论非常激烈,中枢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各执一词,以内史侍郎虞世基为的改革派和以纳言苏威为的保守派,立场迥异,一方要继续东征,一方要结束东征,南辕北辙,根本就没有妥协的可能。
军方统帅除了位居中枢的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外,余者都不敢介入高层政治斗争,主要从军事角度来分析和推演东征的胜算,他们也持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高句丽肯定要背水一战,不可大意轻敌,还是调集大军稳扎稳打为好,一种观点认为高句丽已是强弩之末,不堪一击,只要派出一支精锐之时杀平壤,黑虎掏心,必能一鼓而下,一战而定,完全没必要兴师动众劳民伤财。
圣主忧心忡忡,愁眉不展。
如果第三次东征能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战果,那么必然会减玄治上的阻力,但问题是,连续两年东征失利后,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带着一支精锐之师就能攻陷平壤,灭亡高句丽?
东征问题陷入僵局,实际上就是一个死局,无从破解,继续争论纯属浪费时间,不会有任何结果,就在对峙胶着之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大家的焦点慢慢转移到了东北战场上,因为东北战场不涉及到高层政治斗争,主要是军事上的利弊得失,于是很快就有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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