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摇头：“那样的话日军就会及时通知后面的列车，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邢福海叹气：“地面袭击还不如地雷袭击，燃烧弹发射也没作用。”

    陈晓说道：“同志们！困难确实不小，但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必须发动战士们献计献策，找出最合适的办法来。”

    “对！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不信破不了敌人的防守。”李守祥说着起身，大家结束了会议。

    随着日军侵华战线的不断拉长，铁路对于日军战略物资的运输显得格外重要。在铁路沿线，日军不断受到来自各式武装的袭扰。为了能够在当时中国的满洲以及华北等地的铁路沿线实施警戒巡逻，防止我抗日武装的袭击，日军不得不在铁路上布置专用的铁甲车。

    日本的九五式铁道装甲车全重8.7吨，车长4.9米，宽2.56米，高2.43米。全车装甲厚度为8毫米，装一台84马力汽油机，6名乘员自己携带步枪或一挺机枪作为作战武器。

    九五式铁道装甲车从公路状态转入铁道行驶状态只需要3分钟，而从铁道状态转回公路状态仅需1分钟！在公路上行驶时，九五式铁道装甲车最大时速为30公里/小时，而一旦上了铁道，其最大速度可达72公里/小时。

    陈晓看着侦查战士上报的资料，对何翠华说道：“大姐，思来想去，还是没有最好的办法。只有把日军的装甲车全部毁掉，铁路线的主动权才会回到我们的手里。”

    何翠华点头：“不急！打击日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多和大家商量商量，找出最恰当的办法。从今天开始，你们全大队抓紧把我们的地道和地下室修建好，把目前的困难给董事长汇报一下。”

    “是！”

    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军在军事上采取了确保占领地的方针。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营的《大陆命令第241号》指出：“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据此，日军在华北沦陷区进行了以军事围剿为主，政治、经济、文化紧密结合，全面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治安战”，对华北占领区的抗日活动进行围剿。

    日本特务机关认为，实施“治安战”仅靠上层伪政权不行，要建立基层的伪组织才会使殖民统治更加严密。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授意下，1939年7月26日华北伪政权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保甲条例》，作为推行保甲制度之依据。

    根据保甲条例规定，保甲分区编组，区域划分以警察区的划分为准。各区保甲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1o户为甲，甲设甲长；1o甲为保，保设保长和副保长。天津伪警察局在汉奸组织“新民会”的配合下，全市共设12个联保、251个保、256个甲，24838个牌，均委任了保、甲、牌长。

    天津的保甲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伪警察局对保甲长以上人员曾进行了集中训练，并规定了情报报告制度。1942年3月，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保甲条例》规定成立保甲自卫团。在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又制定了《天津特别市保甲自卫团编制规则》，明确自卫团直属警察局，团部设在警察局内，自卫团长由警察局长担任，各自卫团区队长由警察分局长担任。

    自卫团在全市各保甲区内按每保4人集合成团，计1000名；另行招募壮丁300人，以150人集合成团，规定在必要时联防驻守，由各分局就近管理。自卫团的职责是充实警察局的警备力量，清查户口，搜捕抗日人士，提供政治、军事、经济情报，是为日本侵略者效力的汉奸准军事力量。

    日本占领天津之前，天津的日租界就是一个贩毒、制毒的基地。租界内日本人开办的“洋行”、“洋药房”便是制造毒品、贩卖毒品的据点。“烟馆”、“土膏店”就是提供吸毒的场所。

    “在天津有日本侨民五千余人，70％从事吗啡等违禁药品的批发业务。从中药铺到饭馆、杂货店，鲜有不经营违禁药品的。租界有烟馆七十家，另有一百家卖鸦片的商店，法租界则有烟馆八十家”。侦查员汇报着天津的情况，陈晓决定到天津去转转。

    化装成买菜农民的陈晓和一中队长邢福海混进了天津，在当天夜里跳进日本人开设的药店，把老板李天伦堵在了卧室里。

    “我们不想为难你，只想购买一批烟膏。”陈晓用流利的日语说出目的，李天伦闪烁着狡诈的目光问道：“你们需要多少？我可以提供。”

    陈晓一愣：“这小子真把我当成了买主。”他灵机一动，笑呵呵的说道：“太好了，如果有货，请提供一万大洋的货物，这是支票，你点货吧。”

    李天伦摇头：“数量太大，我无法满足你。如果能等到明天中午，也许会有办法。”

    “好！我们的货船明天天黑才起程，只要你不耽误时间，今后我会多多的光顾。”陈晓说罢起身告辞：“深夜打搅，多有得罪。但我们不得不小心，天津太乱，为了防备黑吃黑，希望你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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