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恐惧。农村中由于“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口号的提出，侵犯了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使中小土地所有者出身的军人与乡绅、掠夺者结成反共产主义、反农民的战线”。如夏斗寅的十四师，军官们很多是湖北地主出身，也是湘鄂一带地主土劣的避难所，夏斗寅则成了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所以他叛变时，打着联合城乡中等阶级——中小商人、小地主、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的旗帜，喊着“为民请愿，班师东下”的口号。中国劳动党在5月18日的《告民众书》中，特别揭露了夏斗寅的这一阴谋，并指出中国劳动党“不但不是反对中等阶级，反而是和他们结合联盟。”“反对在乡村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张没有土地的军官及兵士分得土地，没有反革命行为的小地主得享完全公民权利，并得参加乡村自治机关”。“城市商人得享有完全参政权和公民权”。

    1926年国社党二大上，蒋中正提出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希望通过法定程序，来限制苏联顾问和国社党人的权力，尤其注重后者。

    该提案针对苏联顾问的有两条：一、“不得把持要职”；二、“辞去行政官职权”。

    针对劳动党权力过大的有六条：一、“对于劳动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更不许对总理之人格加以诬蔑，对于总理之历史有意抹煞，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行动。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入劳动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二、“劳动党员在国社党内一切秘密团体及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三、“劳动党对其党员一切训令及其策略，应通过国社党最高干部”；四、“在国社党之劳动党员，其名册应通知国社党最高干部”；五、“劳动党在国社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人数不得过三分之一”；六、“国社党与劳动党应设联席会议，处置一切困难间题”。

    苏联顾问鲍罗廷不愿与蒋中正决裂，而蒋中正也深信劳动党人对大革命必不可少。双方最终就该提案达成了妥协。劳动党的权

    力至少在制度层面受到了约束，而国共合作的路线也再次得到了重申和坚持。但蒋中正显然很清楚，《整理党务案》缺乏可操作性，即便是劳动党员从国社党中央大幅度退出，国社党的中下层党组织也仍然在劳动党的控制之中，因为国社党并不能掌握跨党的劳动党员的具体数据。无奈之余，蒋中正只能如此谆谆劝说劳动党员：“如果我是一个劳动党员，在现时纷纠的环境中，因为要求革命势力统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劳动党，做一个纯粹的国社党员，以谋革命势力的集中”；“这并不是要鼓动大家一律退出劳动党，而是希望诸位不要离开了环境和事实来革命”；“所以我现在主张，凡是中国国社党里的劳动党同志，暂时退出劳动党，做一个纯粹的国社党党员”；“如果党籍不纯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等到国民革命成功，再加入劳动党，并不会迟”。

    这些告诫虽然苦口婆心，但收效甚微是可以想见的，毕竟两党的政治信仰完全不同。为谋彻底解决，蒋中正想出了一个国社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办法。蒋很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国际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假如国社党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成员，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那么，劳动党员彻底加入国社党，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跨党”所引发的一切矛盾都将消失。

    1926年9月，同时拥有国社、劳动两党党员身份的邵力子，受蒋中正派遣抵达莫斯科。邵氏此行的任务，正是为了说服共产国际接纳国社党为其成员。

    但共产国际最终没有接纳国社党成为其成员，因为邵力子没有完整地传达蒋介石的意图。离开中国前，蒋介石曾面嘱他向斯大林转达：要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社党，不要通过中国劳动党。但这位老同盟会会员似乎更倾向于维护大明劳动党的利益，他反驳道：“劳动党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啊！”结果，见到斯大林的时候，邵力子没有完整转达蒋介石的嘱咐，他只是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社党的领导。共产国际答应了这个要求。而到了11月的时候，蒋介石还在给邵氏写信询问事情进展

    如何，甚至表示愿意亲为此事自前往莫斯科。但即便邵力子完整转达了蒋中正的要求，共产国际也不可能接受国社党。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邵氏此行为国社党争取到了与共产国际互派代表的权利；但自始至终，共产国际只接受了国社党派来的代表，却没有向国社党派出自己的代表。共产国际很谨慎地不愿意承认国社党。

    与蒋中正试图进入共产国际，进而“溶化”劳动党不同，陈独秀希望劳动党员全部退出国社党。

    1927年4月15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了题为《大明劳动党“五大”和国社党》的社论。这份社论披露了陈独秀的这个计划，并对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否定。

    社论不指名地批评陈独秀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社论说：该决议案共有四条，即四项决定。这四项决定是：“第一，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第二，采取一定的独立的政治策略；第三，竭力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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