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先别问，只管跟着我去，到时候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就行了。”这家伙故作神秘地说。

    收拾好炉子，木村推开窗子，望着外面自语道，“天差不多黑了。”从抽屉里拿出两个方便袋，递给我一个。

    “去哪里？”接过方便袋，走下楼梯时，我问他。

    “去了就知道了。”

    木村领我穿过夜色，顺着学生寄宿区向南走，来到教师的宿舍区。走进狭窄的楼道，顺着楼梯往上爬，在三楼拐角处，我看见高高的一堆蜂窝煤。

    木村伸手将楼道里的灯熄灭，告诉我动作轻点儿，注意不要让塑料袋发出声响。我提心吊胆，慌里慌张地将塑料袋装满，塑料袋发出的细微声音，在我听来不啻一声声惊雷。直到两人各提十五六个蜂窝煤溜下楼道，走到回宿舍的路上，我才长出一口气。

    “几个蜂窝煤，又值不了多少钱，何苦这样担惊受怕？”我不禁问他。

    “你不懂，渡边君，这不是钱的问题。”木村诡秘地看了我一眼，“偷来的东西，用着心里才舒服，而且，我觉得这种过程也够刺激。”

    我侧脸看着他在黑暗中闪着光的光头，心里不由对这个家伙产生某种好感。

    关于和直子的小说，我无论如何都写不出开头，索性放弃，去写和田夫人的故事，进展还算顺利。

    开学前的这段日子，我白天写小说，晚上同木村吃饭后聊天到很晚后睡觉。我们很快成了不错的朋友。木村言语激愤，说学生运动简直像一场闹剧，对东大深恶痛绝，称其是个“误人子弟的摇篮”。学校组织的一切活动他都不参加。

    “我宁愿用这些时间来练音乐。比起音乐来，它们微不足道，狗屁不是。”

    我举双手赞成。

    如此过了半个月，我们小说完成了三章，自己基本上还算满意。开学前一天，房东从关东回来，我便去吉祥寺，把自己的东西取回。木村坚持要帮我，想想自己的家具实在不少，我便没有拒绝。“海鸥”见到我“喵喵”直叫，本来想把它送给房东，又舍不得，于是决定把它带回宿舍。我找了辆卡车，和木村将所有被褥、台灯、桌子、电冰箱等搬上去，房东夫妇一个劲儿说“抱歉”，把我送出他们的院子。司机发动油门，不多久便到了新宿的寄宿区。看着院子里高高竖起的日丸旗杆和那棵巨大的榉树，我心里不由默念“又回来了”。

    我和木村抱着被褥走到宿舍门口，却发现锁早已开了，诧异着推门时去，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光头、白衬衫、黑裤子，敢死队的打扮一点没变，他正满头大汗弯腰打扫房间。这时，他也认出推门而入的我，由于激动，结巴得就更厉害了：

    “你，你不是，渡边，君？”

    将所有东西整理好后，木村还有别的事，就与我告辞走了。我便与敢死队聊起了别后各自的生活。说实在的，我还真有点儿想念他，毕竟曾经同处一室一年之久，又离别了两三年。原来他由于感染肝炎，被迫回家休养了一年。我不由庆幸自己当时没被感染上。

    我想起到现在还没有喂过“海鸥”，于是从口袋里取出猫粮，敢死队看见“海鸥”，喉结动了动，说：

    “渡，边君，宿舍里，不许，养猫的。有，传染病。”

    寄宿院的确有这项规定，我无可奈何，想来想只有一个去处：将“海鸥”送给绿子领养。

    当天晚上，我和敢死队叫上木村在校园外的酒馆吃了顿饭，看得出来，敢死队的光头是刚刚剃的，他和木村坐在我对面，席间，两个光头在我眼前摇来晃去，那情景十分了得。

    第二天醒来，睁眼一看，敢死队已在宿舍里上蹿下跳地做起广播操。我走下楼，给绿子打电话，说自己准备把“海鸥”送她，绿子在那头欣然应允。

    “姐姐下月要出嫁，我现在抽不开身，要不你过来吧。”

    “这次是真的？”

    “那还有错？春天来了，姐姐早就说过，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把自己嫁掉，是她童年就立下的志向。”

    “这让我想起你小学六年级的决心，你们姐妹二人可真是胸怀大志。”我与她开玩笑说。

    “那是！要不我们怎么会是姐妹？！”绿子在那头说，“什么时候来？”

    “现在就可以，有时间吗？”

    “有，不过要快一点儿。”

    “好，马上就到。”我放下电话，回到宿舍，拿起洗漱用具去水房。临出门，敢死队正做到广播体操的跳跃部分，地板被跺得“咚咚”直响。罢，罢，以后又要被迫早起了，我心里悲哀地想。

    洗漱完毕，我略喂了喂“海鸥”，便抱起它，乘上开往绿子住处的公共汽车。一路上乘客无不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毕竟，一个大男人抱着只猫，不能不让人产生好奇。

    绿子正在家里打扫房间，从我手里接过“海鸥”，细细端详，有些爱不释手，一不留神“海鸥”从她手中逃脱，钻进卧室再不肯出来。

    “它倒不认生，一来就跟到家似的。”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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