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首相,钱庄之事已然开始,汇兑从大城池开始,北到大名府真定府太原府河间府,南到江南苏杭扬州,最南到泉州广州,西到成都府,西北自然要到京兆府(长安)秦州延州,黄河一线洛阳等地,京畿应天府。
这些是主要的分部网络,建成也快,人手暂时勉强够用。汇兑凭据用存折,其实名称无所谓,存折交子银票是一回事,存折的防伪有交子那一套,繁琐的印刷程序,固定密码防伪,以及编一套密码本来做临时密码的防伪。
汇兑的过程其实简单,一笔钱从汴梁汇到成都,就需要从汴梁开一个存折,商户把存折送到成都,凭借这个存折就能在成都的钱庄取出钱了,不取也行,重新再在成都的钱庄开一个新户头的新存折,就可以再到外地汇兑了。买卖双方的钱财交接,可以直接在钱庄里进行。
如此,商业活动就简单了许多。钱庄,一方面就是用来促进商业发展的。
此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吸纳储蓄,京华时报这个广告平台,每天变着花样来宣传这件事情,为了更好的宣传,连三司都开始往钱庄里存钱了,许多资金来往也在钱庄里进行。
外地城市,比如杭州成都等地,钱庄也开始了前期的募股活动,只要全国各地的大商户都入股了钱庄,钱庄自然而然就会深入进全国各地的各种商业活动里去,甘奇手握百分之六十的股份,有一部分就是给外地大商户准备的,随时可以转让。但是这转让的价格就会成倍数增长了。起初是A轮融资,价格便宜,接着B轮C轮就得溢价,最后还可以上市大规模融资(IPO)。
单一的公司公开大规模发行股票,在大宋朝也是可行的。这玩意荷兰人1600年就能干成,在大宋朝自然也不在话下。反正就是钱庄里的钱越多越好。只要钱越多,汇兑的成本就越低(因为就不用真的把钱到处运来运去了),借贷规模就越大。
如今钱庄最大的储户就是甘奇,或者说是甘奇麾下的几处产业,彩票与相扑场两处,就存了三百多万贯进去,第二大储户是皇帝,存进去了七十万贯。其他大储户自然就是各处的商户,多则一两万贯,少则几千贯,都是在试试水。
甘霸最近也有差事,那就是组建镖局,镖局的主要业务就是给各地钱庄提供安保服务。这事情甘霸去做最好不过了,汴梁城的街面人物茂哥儿,如今已经就是四海钱庄本部的安保主事了,麾下几十号汉子,每天还像模像样操练着。
与这些事情同步进行的就是开战借贷业务,初步以抵押借款为主,借款利率很低,远比九出十三归要低很多,月利息只在千分之五左右,年利息在百分之六。但是这也比储蓄的利息高了三倍。利润就是这么来的。
钱庄第一个借贷大客户就是三司衙门,也就是朝廷。
三司衙门向四海钱庄借了一笔三百万贯的巨款,主要用来支付京畿禁军的裁撤遣散费用,待得南方秋粮税收上来了,再予以偿还。
这些事情也就都运转起来了。朝廷也不缺钱了,钱庄也活了,里里外外都让甘奇盘活了。
这两桩大事一了,甘奇只感觉浑身轻松,干活的王安石忙得是家都不回,甘奇反倒轻松起来,还抽空到潘家酒楼赴了一场宴席。
新皇帝心情也是大好,原因许多,从仁宗皇帝到英宗皇帝都没办成的三冗问题,他上台就给解决了一半,这还不说,他还给皇家给自己赚钱了,如今皇城之内的吃喝用度终于可以放开一些手脚了,只待年底,从彩票与钱庄就能分来几十万贯的钱,皇宫之内再怎么造,也够花了,该修的园子修,该进的布匹进,该吃的山珍海味敞开吃。
朝堂之上,不免也有许多人有落寞之感,比如富弼,每天无所事事,就看着甘奇带着一帮人忙前忙后。每天上朝,就听得禀报,这事也办成了,那事也办成了。听得富弼每天都觉得莫名有些憋屈。
这东西就怕比,富弼在位多少年了?这也不成,那也不成,成了的事情都是甘奇办的,如今甘奇上台了,什么都手到擒来,这真不是滋味。
富弼也开始弹劾起了甘奇,罪名就是盘剥百姓,以权谋私。理由也很简单,盘剥嘛,汇兑的手续费不就是盘剥?以权谋私?借钱给国家还收利息,这不是以权谋私是什么?
这事情还真有人支持富弼,比如司马光,就支持富弼,觉得富弼说得有道理。司马光自己有一套理论,这套理论其实也是有道理的,也是他在历史上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论据。
这个论点是这样的:天下每年出产的钱粮是有限的,如今皇帝越赚越多,钱庄也赚钱,他们这些钱多出来了,那一定是有地方少了,谁少钱了?那自然就是百姓。与民争利,那就是不对,宰相怎么能这么做呢?
他反对王安石变法,也是这个道理,天下钱粮出产是定数,不在官府就在民间,官府赚钱了,那百姓就少前了。朝廷怎么能这么做呢?
这个理论,司马光提出来的,其实到得后世,依旧盛行,比如有人说国家那么有钱,为什么不发给百姓呢?国有公司赚那么多,为什么不发给人民呢?其实是一个道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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