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夏五月朔，台湾人民自立为民主国，奉巡抚唐景崧为大总统。

    初，朝鲜事起，沿海戒严，清廷以台湾为海疆重地，命巡抚邵友濂筹防务。友濂文吏也，不知兵，复以在籍太仆寺正卿林维源为会办。维源淡水人，家巨富。既又命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南澳镇总兵刘永福为帮办，各带勇渡台。二十年秋七月，永福率广勇二营至台南。八月，岐珍亦率十营入台北，皆新募未练者。友濂檄提督张兆连统十三营驻基隆。基隆为台北门户，炮台在焉。道员林朝栋统台勇守狮球岭，以固台北之隘。提督李本清统七营驻沪尾，嗣以廖得胜代之，而台南悉委永福调度。部署方定，友濂辞职去，以布政使唐景崧署巡抚。景崧亦文吏，无远略。澎湖为台之附庸，群岛错立，防守维艰。总兵周镇邦率练勇八营驻防，复命候补知府朱上泮以四营协守，分汛水陆雷队，警备沿岸。当是时，清军叠败，诏命永福北上，不行。已而威海、旅顺次第失守，台湾亦岌岌可危。二十一年春正月，景崧奏曰：“台湾戒严以来，增防设备，一切情形，业经前抚臣邵友濂奏明在案。维日人今虽鸱张北洋，而其志未尝一日忘台湾，时时游弋，测探海道，故台湾防备无异临敌。而台南海上，霜降以后，波浪平静，澎湖亦形势俱重。恒春县辖自大港口至凤山枋藔，百有余里，前时日人曾盘踞半载，熟悉地理，汉奸尚有存者。而该处未设炮台，且防营单薄，深恐敌兵乘虚上陆，故加意防御。帮办台湾防务南澳镇总兵官刘永福与台湾镇总兵官万国本俱驻台南府城，遥制恒春。诚恐鞭长莫及，故以万国本专备安平旗后一带沿岸，刘永福专备凤山东港以至恒春，两镇臣相距仅百余里，事机仍足互商，各勒部曲，以专责成。

    唯刘永福仅带两营，似不足以为布置，乃急派委员至广东，添募四营。而恒春东港现在防营，悉归节制，以一事权，汰其疲弱，以济新募之饷。此则南路续办防务之情形也。夫争台湾者必争澎湖，盖以澎湖可泊兵船，以为根据。

    若我不能保澎湖，则台湾陷于孤立，其势难守。而澎湖之妈宫、西屿，互相对峙，中隔海程二十里，最为扼要，现在练勇仅有八营，断难兼顾。因派候补知府朱上泮带勇四营并炮队前往协防，又设水陆雷队，分处要地。唯该处素乏米薪，一切粮饷军装，必须及时储备，妥为接济。现已竭力运往，俾无缺用。此则澎湖续办防务之情形也。台中为南北之枢纽，民情本易动摇，从来分扎勇营，仅以弹压地方，故以今日形势而观，必有坚整之兵，方足以扼守海口。兹将现在四营，汰弱补强，大加整顿。即调福建候补道员杨汝翼为统领，壁垒一新，以壮中权声势。此则中路续办防务之情形也。然兵船既少，物力又艰，措置颇难，筹维两月，方能就绪。而基隆、沪尾尤为台北之门户，臣与提臣杨岐珍每事会商，鼓舞士气，固结人心，以整防务。伏思台北港口纷歧，防营虽多，分布尚弱。又以财力有限，不能远图。炮台未密，军械未精，目前猝难增易，自应随时随力，妥为设备。唯勿惜有形之财，以糜无形之财，勿损平时之备，以劳临时之备，此则微臣之所不敢出者也。“

    二月十九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伊东祐亨率兵舰七艘、运船五艘破浪而来，陆军大佐比志岛义辉亦率步兵三千自佐世保而南，至澎湖。

    二十七日早，以第一游击队突入猴角。拱北炮台见之，发炮击，伤两舰。而日军别以小艇上岸，遂占尖山，再进太武山，后队继至，遂踞焉。朱上泮闻警，率定海营兵五百进战，至太武社，前队奋登。日军以炮御，不能进。本队复至，鏖战数时，乃退。越日黎明，日军攻大城山，别以一队击拱北炮台，清军退于妈宫城外。先是，高千穗舰长海军少佐丹治宽雄率陆战队二百四十名，携机关炮三门，潜入龙门港，据拱北炮台之南，以扼圆顶归路。既败清军，乘胜攻城，城兵溃，及午而陷。二十九日，日军以炮击西屿，都司刘忠良死焉。遂搜猪母水村，守备郭俊山等率所部降。上泮败后，乘渔舟走台南。

    景崧怒，欲斩之。当是时，北洋清军迭次败绩，诏以北洋大臣肃毅伯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东渡议和，子经芳辅之。日廷以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为全权，会于马关春帆楼，提议六款，索割辽东、台湾。鸿章争之，谈论数日，许之。告博文曰：“台湾人民如不愿从，授受之际，恐生事变，当与中国无涉。”对曰：“此我国之责也。”鸿章又曰：“台民素称难治，聚众戕官，视为常事。今闻割台之信，经已鼓噪，誓不易主。”曰：“贵国但将治权让出，则治台之事，我国任之。”鸿章曰：“台湾官绅交涉事件纷繁，应于换约后六个月方可授受。”博文以为迟，乃定两月，而割台之约成。

    三月二十三日，各签草约。其第二款曰：“清国将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又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永远让与日本。”又第五款曰：“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清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于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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