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横曰：井田之法废矣，乡曲猾豪，夺民之田，以殖私利，用其富厚，敖游官府，骄奢淫佚，势过王侯。而为之佃者，胼手胝足，水耨火耕，岁稔乃不获一饱。先畴自作，贷种于人，头会箕敛，从而剥之，贫富之等日差，贵贱之阶愈绝，而民怨郁矣。古者量人授田，一夫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所谓十一而税也。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是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故民皆有勇而知方，居则执锄以耕，出则荷戈而战，忠义奉公，以卫其国，此则先王经邦莅民之善制也。夫井田养民，其田皆国之田也。及秦以后，民所自有之田也。民所自有之田，又从而赋之，亦曰以保之也，故民之输将不怠。若己不能保，而又横征之，使之蕉萃于虐政之中，是直以民为隶而已。台湾为海上荒土，其田皆民之所自垦也，手耒耜，腰刀枪，以与生番猛兽相争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用能宏大其族，至今是赖。艰难缔造之功，亦良苦矣。当明之世，漳、泉地狭，民去其乡，以拓殖南洋，而至台湾者亦伙。山林未伐，瘴毒披猖，居者辄病死，不得归，故有埋冤之名。及颜思齐至，郑之龙附之，垦土筑屋，渐成部落。思齐既死，芝龙复降，漳、泉人之居者凡三千余人，自生自养，以赡其家，固无政令以率之也。天启四年，荷人入台湾，借地土番。越二年，西班牙人亦入鸡笼，各据其地，以殖土宜，制王田，募民耕之，而征其赋。计田以甲，方一丈二尺五寸为一戈，三十一戈二尺五寸为一甲，上则年征谷十八石，中十五石六斗，下十石二斗。其时土田初辟，一岁三熟，糖米之利，挹注外洋，故至者日盛。崇祯间，熊文灿抚闽，值大旱，谋于芝龙，募饥民数万，人给银三两，三人合给一牛，载至台湾，垦田芟舍，以其衣食之余，纳租郑氏，故富甲七闽。延平建宅，从者尤多，休兵息民，以事农亩。向之王田，皆为官田，耕者皆为官佃，赋仍旧。宗室文武召民自辟，谓之私田，则所谓文武官田者也。定则之法，亦分三等，纳税之外，又课其赋。而所谓官斗，较中土仓斛仅有八升。原田？？？？，取之无尽，耕后数年，辄弃其旧。故三年一丈，课其增减，定其肥硗，所以恤民之困也。诸镇之兵，各分其地，按地开垦，自耕自给，谓之营盘。三年之后，乃丈其则，以立赋税。农隙之时，训以武事，此则寓兵于农之意也。永历十八年，嗣王经委政陈永华。永华善治国，分诸镇土地，复行屯田之制，于是辟地日广，远及半线。二十四年，在武卫刘国轩伐大肚番，追之至北港溪，驻军以戍，则今之国姓庄也。宁靖王术桂入台后，以竹沪一带土厚泉甘，垦田百数十甲，岁入颇丰，有余则散之故旧，不需汤沐之奉，而诸镇屯田至今尚留其迹，此则郑氏富强之基也。

    清人得台，廷议欲墟其地，靖海将军施琅力陈不可，乃设一府三县，又奏请减赋。略曰：“今部臣苏拜等所议钱粮数目，较郑克塽所报之额，相去不远。然在郑氏当日，自为一国之用，因其人地，取其饷赋，未免重科。兹部臣等奉有再议之旨，不得不以此数目议覆。如以会议既定，当按数而征，在道府责成所系，必奉行催科。兼以郑氏向时所征者乃时银，我之所定者乃纹银，纹之与时更有加等。且臣前之议守此土者，非以其地可以加赋也，盖熟察其地，属在东南险远，关系数省安危。今既设官分治，拨兵泛防，则善后之计，宜加周详。而今所调守兵一万，乃就闽省经制水陆兵丁六万五千七百五十名数内抽调，兵无广额，饷无加增。就此议定钱粮数目，蠲减于寇虐之后，使有司得以仰体德意，留心安集抚绥。数年之后，人户繁盛，田畴悉易，赋税自充，有增无减，岂待按数而征哉。”下旨再议。于是奏定上则田每甲征谷八石八斗，园四石，其详如表。

    六十一年，巡台御史黄叔璥以台湾田赋较重内地，台之一甲，得内地十一亩三分一厘有奇。内地上田，各县征法不一，约折色自五六分以至一钱一二分而止，是一甲不过征至一两三钱为最多矣。今台征谷八石八斗，使谷最贱，石为三钱，已至二两六钱四分余，况又有贵于此者，而民不以为病。地力有余，上者无忧不足，中者绝长补短，犹可借以支应。若履亩勘丈，便难仍旧矣。雍正五年，巡台御史尹秦奏言：“台湾全郡尽属沙壤，地气长升不降，所有平原，总名草地，有力之家，视其势高而近溪涧淡水者，赴县呈明四至，请给垦单，召佃开垦。所开田园，总以甲数，每甲约抵内地十一亩有奇。郑氏当日分上中下三则取租，开台之后。地方有司照租征粮，而业户以租交粮，致无余粒，势不得不将成熟之田园，以多报少。欺隐之田，倍于报垦之数。臣等细访，向来任其欺隐不行清查之故，则其说有五：现征科则，计亩分算，数倍于内地之粮额。若非以多报少，不能完纳正供，一也。台湾沙地，每岁夏秋大雨，山水奔泻，冲为涧壑，流沙壅积，熟田亦为荒壤。若非以多报少，将何以补苴亏缺，二也。台地依山临海，田园并无堤岸保障，海风稍大，咸水涌入，田园卤浸，必俟数年，咸味尽去之后，方可耕种。若非以多报少，何以抵纳官粮，三也。台地土脉炎热，不宜施肥，二三年后，力薄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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