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商、豪绅和地主，因为害怕革命而纷纷携带现金外逃，造成市场现金筹码奇缺，大小额交易均难以进行。有些地主怕露富把现金藏起来，不借给农民。这样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无法出售换来现金，又借不到钱，有时连日常用品也无现金购买，生产和生活困难重重。二是手工业和商业资金匮乏，使再生产和购销活动难以正常进行。许多大的工商业者抽逃资金，造成家庭手工业停产，工人和商铺店员失业。三是金融市场严重混乱，流通的钱币不下十余种，金属币有各种银元、铜钱，纸币有国民党银行、外国银行和华商银行发行的各种纸币，还有各地商号铺户发行的市票和军阀、土豪们发行的杂币。其中金属币在流通中往往减低成色、降低重量，纸币名目繁多，价值不一，钱币间比价行情多变，常常出现纸币贬值形同废纸的现象。再加上奸商在各种钱币兑换时从中渔利，农民往往上当吃亏，劳动所得几经折价剥削后，所剩无几。【12】农民极度渴望拥有自己的银行和公平的货币！

    苏区的国家银行，通过发行统一的货币，彻底改变了钱币混乱的局面，使农民免受钱币兑换商的盘剥，又为农村市场贸易提供了充足的交易筹码，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国家银行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对农民和手工业者提供了有力支持，主要解决各项生产和经营方面的资金需要，发放低息或无息的贷款，如种子贷款、耕牛贷款、肥料贷款等，农民拿到贷款购买肥料和农具，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农业产出得到大幅提高。

    为了防止粮食价格波动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影响，国家银行配合粮食调剂局积极调控粮食价格。“为了稳定市场，防止粮食价格大涨大落，国家银行还向粮食调剂局发放贷款。秋收时，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农民缺粮时，再以合理的价格卖出，既保护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保证了农民群众的利益。”【13】这些金融方面的措施，解决了农民在土地、债务和粮食销售方面的困难，让农业生产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农民谢仁地，全家6口人，革命前没有一点田地，只有极少数的农具。谢仁地借了地主100担谷田种，由于剥削重，一年只能得到10担谷，全家不够吃，每年都得向地主借粮，割了禾，交了租，还了债，又没有米下锅，又要向地主借…… 革命后，他分到了地主的谷子、衣服和犁耙等农具，分田时全家分得了57担谷田，7丈8尺的菜园地。分田后第一年，他收了72担谷，还有番薯、豆子等，除了口粮40担，交土地税3担外，还余下29担谷子。菜园种的菜，除了自己吃的外还可以出卖，生活有了根本的好转。当时，布价虽然很贵，但他每年都要买两匹。另外还要添置一些农具。【14】即使在苏区的后期，由于军费和政府的开支提高，“农民的负担（包括农业税、公债和借谷等）虽然不断增加，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农民的生活仍有很大的改善。1933年，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然要吃树皮，吃糠麸，现在不但一般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着穿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15】。

    政权的建立和稳固，革命战争的胜利，都离不开根据地。毛泽东曾幽默地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而根据地能存在，离不开根据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根据地农民和工人的支持，同时，也离不开货币金融的保障。

    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16】“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17】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为指导，苏区金融制度的建立，处处为农民着想，从解决农村经济的实际出发，国家银行的措施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的生活，树立了苏区货币的信用，政府更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正是因为得了民心，在为了反“围剿”而大规模扩充红军时，苏区到处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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