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耀的村子已夺走了警钟，赶走了法定敲钟人，自己欢乐地敲了起来。

    这还不够，被饥馑、大火和钟声冲昏了头脑的村子想起了加伯尔先生还要收租税，便急于要跟他谈判，尽管加伯尔先生近来只收了一点分期交纳的赋税，而地租房租则分文未收。他们包围了他的房子，传唤他出来当而交谈。加伯尔先生只好把大门死死关闭，躲起来考虑办法。考虑的结果是重新躲到那排烟囱背后的屋顶上去。这回他下定了决心，若是门被闯开，他便从雉堞顶上栽下去抓住一两个人同归于尽（他是个南方人，个子虽小，复仇心却很重）。

    加伯尔先生在屋顶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他很可能是把远处的府第当作了蜡烛，把打门声和快活的钟声当作了音乐的。至于摇晃在他那驿站门前街道边的不祥的路灯就更不用提了，村里人曾大呼小叫要拿他去跟路灯交换地位呢。他在黑漆漆的死亡的边缘整整度过了一个夏夜，随时准备照既定的决心栽下去！那提心吊胆的滋味是很考验入的。可是友善的黎明终于到来，村型的灯心草蜡烛也噼噼啪啪地熄灭了，人们快活地分散开去。加伯尔先生暂时抢得一条性命，下到了地面。

    那天晚上和另外一些晚上，一百英里之内还烧起过许多处大火。那里的官员有些却未必那么幸运。太阳出山时，他们已被吊在曾经很平静的街道上——他们原是在那儿出生和成长的。也有的农村或城市的居民不如补路工和他的伙伴们那么幸运。官员和士兵们进行了反扑，也把他们吊了起来。但是凶狠的人们仍然不顾一切，坚定地在东西南北四处活动。无论绞死了谁，火照样放。官员们无论用什么数学公式计算，也算不出绞架要造多高才能变成水，把那场大火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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