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儿趣味都没有，——要不然生活就谈不上圣洁了。她无论如何不肯把神圣的家务放下一分钟，那是多少妇女用来代替别的道德与别的社会义务的。要是没有在同一的日子同一的时间抹地板，洗地砖，把门钮擦得雪亮，使劲的拍地毯，搬动桌子，椅子，柜子，那她简直以为自己堕落了。她还对那些事大有炫耀的意思，当作荣誉攸关的问题。许多妇女不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假想自己的荣誉而加以保护的吗？她们所谓的荣誉，就是一件必须抹得光彩四射的家具，一方上足油蜡，又冷又硬，滑得教人摔交的地板。

    伏奇尔太太责任固然是尽了，人并不因之变得可爱些。她拚命干着无聊的家务，象是上帝交下来的使命。她瞧不岂不象她一样死干的人，喜欢把工作歇一歇而体味一番人生的人。她甚至闯到鲁意莎的屋里，因为她往往要停下工作出神。鲁意莎见了她叹口气，可是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终于向她屈服了。幸而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知道这种事：阿玛利亚总等他出去之后才往他们家里闯；而至此为止，她还没有直接去惹克利斯朵夫，他是决计受不了的。他暗中觉得和她处于敌对状态，尤岂不能原谅她的吵闹：他为之头都疼了。躲在卧房里，——一个靠着院子的低矮的小房间，——他顾不得缺少空气，把窗子关得严严的，只求不要听到屋子里砰砰訇訇的响声，可是没用。他不由自主的要特别留神，楼下最小的声音都引其他的注意。等到短时间的安静了一下，那透过楼板的粗嗓子又嚷起来的时候，他真是气极了，叫着，跺着脚，大骂一阵。可是屋子里沸沸扬扬，人家根本没觉得，还以为他哼着调子作曲呢。他咒着伏奇尔太太，希望她入地狱。什么顾虑，什么尊敬，都不生作用了。在那种时候，他竟认为便是最要不得的荡妇，只要能不开口，也比叫叫嚷嚷的大贤大德的女人强得多。

    因为恨吵闹，克利斯朵夫就去接近莱沃那。全家的人都忙做一团，唯有这年轻的孩子永远安安静静，从来没有提高嗓子的时候。他说话很得体，很有分寸，每个字都经过挑选，而且从容不迫。暴躁的阿玛利亚没有耐性等他把话说完；全家都为了他的慢性子气得直嚷。他可是不动声色。什么也扰乱不了他心平气和与恭敬有礼的态度。克利斯朵夫知道莱沃那是预备进教会的，所以对他特别感到好奇。

    对于宗教，克利斯朵夫的立场是很古怪的，而他自己也不大弄得清楚。他从来没时间去仔细想。学识既不够，谋生的艰难把精神都占据了，他不可能分析自己，整理自己的思想。以他激烈的脾气，他会从这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完全的信仰变成绝对的不信仰，也不想到和自己矛盾不矛盾。快乐的时候，他根本不大想到上帝，但是倾向于信上帝的。不快活的时候，他想到上帝，可不大相信：上帝会容许这种苦难与不公平的事存在，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但他并不把这些难题放在心上。其实他是宗教情绪太浓了，用不着去多想上帝。他就生活在上帝身上，毋须再信上帝。信仰只是为软弱的人，萎靡的人，贫血的人的！他们向往于上帝，有如植物的向往于太阳。唯有垂死的人才留恋生命。凡是自己心中有着太阳有着生命的，干吗还要到身外去找呢？

    要是克利斯朵夫过着与世不相往来的生活，也许永远想不到这些问题。但社会生活的种种约束，使他对这等幼稚而无谓的题目不得不集中精神想一想，决定一个态度；因为它们在社会上占着一个大得不相称的地位，你随处都会碰上它们。仿佛一颗健全的，豪放的，精力充沛，抱着一腔热爱的心灵，除了关切上帝存在不存在以外，没有成千成百更急迫的事要做！……倘若只要相信上帝，倒还罢了！可是还得相信一个某种大小，某种形状，某种色彩，某个种族的上帝！关于这些，克利斯朵夫连想也没想到。耶稣在他的思想中差不多一点没有地位。并非他不爱耶稣：他想到耶稣的时候是爱他的，问题是他根本不想到他。有时他因之责备自己，觉得闷闷不乐，不懂为什么他不多关心一些。但他对仪式是奉行的，家里的人都奉行的，祖父还常常读《圣经》；他自己也去望弥撒，还可以说参加陪祭，因为他是大风琴师，而且他的尽心职务可以作为模范。可是从教堂里出来，他不大说得清刚才想些什么。他努力念着《圣经》，教自己集中思想，念的时候也有兴趣，甚至感到愉快，但不过把它当做美妙的奇书，本质上跟别的书并无分别，谁也不会想到把它叫做圣书的。老实说，他对耶稣固然抱着好感，但对贝多芬更有好感。星期日他为圣·弗洛里昂教堂的弥撒祭弹管风琴，他逢着演奏巴赫的日子，比演奏门德尔松的日子宗教情绪更浓。有些祭礼①特别引其他的热诚。可是他爱的究竟是上帝呢还是音乐呢？有一天一个冒失的神甫就这样打趣似的问过他，全没想到这句带刺的话惹起了孩子多少烦恼。换了别人决不会把这一点放在心上，也决不会因之而改变生活方式，——（不要知道自己想些什么而恬然自得的人，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但克利斯朵夫的需要真诚已经到了添加烦恼的程度，使他对无论什么事都要求良心平安。一旦心上有了不安，他就得永远不安下去。他非常恼恨，以为自己的行为有了骗人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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