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朵夫遇到了几个心中还燃烧着千年火炬的人物。在死者的尘土下面，那个火始终被保存着。人家以为它已经和玛志尼同归于尽，不料它复活了。还是同样的火。当然，①愿意看到它的人是很少的，因为大家想睡觉。那是一道明亮而剧烈的光。凡是心中有这光明的人，——大半是青年，最大的也不满三十五岁，头脑开通，气质、教育、意见、信仰、各各不同的知识分子，——都为了崇拜这朵新生命的火焰而联合起来了。党派的名称尽管不同，思想的派别尽管各异，都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拿出勇气来思想”。要坦白，要敢作敢为！他们大声疾呼的要惊醒民族的迷梦。自从意大利听了英雄志士的号召在政治上复活以后，自从它最近在经济上复活以后，现代的青年更努力要把意大利的思想从坟墓中救出来。优秀阶级的懒惰而畏怯的麻痹状态，懦弱的性格，大言不惭的习气，使他们象受到奇耻大辱一般的痛苦。华而不实的空谈和奴颜婢膝的作风，几百年来象浓雾似的罩着民族精神，现在被他们嘹亮的声音把浓雾冲破了，一阵狂风把无情的现实主义和不稍假借的正气吹过来了。他们竭力要用清楚的头脑支配坚决的行动。必要的时候，他们能够为了民族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纪律而牺牲个人的主张，但最高的祭坛和最纯洁的热诚仍是留给真理的。他们又兴奋又虔诚的爱着真理。这些青年中的一个领袖②被敌人侮辱，毁谤，威胁之下，气度伟大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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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玛志尼（１８０５-１８７２）为近代意大利民主革命运动的领袖。

    ②指葛斯伯·普莱索里尼，当时与巴比尼共同领导一个叫做“民族之声”的社团。——原注（译者按：普莱索里尼生于１８８２年，为意大利作家，对近代意大利文学影响极大。）

    “你们得尊重真理！我这是开诚布公的跟你们说，没有一点儿怨恨。我忘了你们给我的伤害，也忘了我可能给你们的伤害。你们第一得真诚！凡是对真理没有虔诚的热烈的敬意的人，绝对谈不到良心，谈不到崇高的生命，谈不到牺牲，谈不到高尚。忠于真理是件艰苦的事，但愿你们努力。凡是拿虚伪做武器的，在没有损害别人之前，先要损害自己。哪怕眼前得到成功，也是徒然的。你们的灵魂不可能有根基，土地都被谎言蛀空了。现在我不是以敌人的资格和你们说话。咱们都站在一个超乎争执以外的立场上，即使你们的情欲在你们嘴里用着国家的名义，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世界上还有些东西比国家更重要的，那便是人类的良心。世界上也有些你们不能侵犯的规律，要不然你们便不能称为意大利人。如今站在你们面前的只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你们应当听听他的呼声。他只希望你们伟大，纯洁；他也极愿意和你们一切努力。因为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咱们始终是和世界上一切为真理努力的人共同努力的。我们的成绩（那是不能预料的）将要刻着我们共同的标记，如果我们的行为不违背真理的话。人类的特点就在于他有种奇妙的禀赋，能够寻求真理，看见真理，爱真理，为真理而牺牲自己。——凡是抓握真理的人，都能分享到真理的健康的气息！……”

    克利斯朵夫初次听到这些话，好似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的回声，觉得这些人和他原来是弟兄。固然，民族与思想的斗争，早晚有一天会使他们厮杀一场；可是朋友也好，敌人也好，他们总是同一个大家族出身。这一点，他们象他一样知道，比他先知道。他没有认识他们，他们先认识他了。因为他们早已是奥里维的朋友。克利斯朵夫发见他朋友的作品—-（几册诗，几册批评的集子）——在巴黎只有极少数的读者，可是已经被那些意大利人翻译过去，对他们是很熟悉的东西了。

    以后他才发觉他们和奥里维之间有着不可超越的距离。他们批判旁人的方式，表示他们完全保存着意大利人的面目，死抓着他们的民族思想。他们在外国作品中所找的，只限于他们民族的本能所愿意找到的成分，所采取的往往还是他们不知不觉先羼了进去的自己的思想。天生是平庸的批评家，拙劣的心理学者，他们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热情了，即使在醉心真理的时候也是如此。意大利的理想主义永远忘不了自己，对于北方人的那些无我的梦境绝对不感兴趣；它把一切归结到自己身上，归结到自己的欲望，归结到民族的骄傲。不幸这些健美的，很适宜于实际行动的意大利人，偏偏只凭热情行事，很快会感到厌倦；但是被热情吹打的时候，他们比无论哪个民族都飞得更高，只要看近代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就可知道。——现在又是这一类声势浩大的风在一切党派的意大利青年中吹起来了：国家主义派，新加特力教派，自由的理想主义者，一切不屈不挠的意大利人，希望做罗马帝国——世界之后——的公民的人，都受着这股潮流激荡。

    最初克利斯朵夫只注意到他们的热诚，以及使他跟他们意气相投的共同的反感。在瞧不起上流社会那一点上，他们当然和克利斯朵夫立场相同。克利斯朵夫的恨上流社会是因为葛拉齐亚喜欢跟它来往。但他们比他更恨那种谨慎、麻木、苟安的精神，恨那些可笑的丑态，半吞半吐的说话，含糊两可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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