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狗去咬鸡、虐待猫、追打犹太人的羊、凌辱醉了的乞丐和外号叫“兜里装死鬼”

    傻子伊高沙。

    伊高沙皮包骨头的瘦长身材，穿一件破旧而又沉重的羊皮大衣，走起来躬膘驼背，摇来晃去，两眼死盯脚前面的地皮。

    令我产生敬畏之感的，，他一点也不在乎似的，继续向前走。

    可是他会突然站住，伸直身子，瞧瞧头顶上的太阳，整整帽子，刚刚醒来似地东张西望一阵子。

    “伊高沙，去哪儿啊？

    小心点儿，你兜里有个死鬼！”孩子们大喊。

    他撅着屁股，用颤抖的手笨拙地捡起地上的石头子儿回击，嘴里骂着永远出不了花样儿的三脏话。

    孩子们回击他的词汇，要比他丰富多了。

    有的时候，他瘸着腿去追，皮袍子绊倒了他，双膝跪地，两只干树枝似的手支住了地。

    孩子们，趁此机会，变本加厉地向他扔石头。胆大儿的抓一把土撒到他的头上去，又飞也似地跑开。

    最让人难过的是格里高里·伊凡诺维奇。

    他瞎了，沿街乞讨。一个矮小的老太婆牵着他的手，他木然地迈着步子，高大的身体挺得笔直，一声儿不吭。

    那老太婆领着他，走到人家门口或窗前：

    “行行好吧，可怜可怜这瞎子吧，看在上帝的份儿上！”

    格里高里·伊凡诺维奇沉默着，两上黑眼镜片儿直视着前面的一切。染透了颜料的手拉着自己大幅的胡子。

    我经常见到这副惨景，可从来没听格里高里说过一句话。

    我感到胸口压抑得难受极了！

    我没有跑到他跟前去，相反，每一次我都远远地躲开，跑回家去告诉姥姥。

    “格里高里在街上要饭呢！”

    “啊！”她惊叫一声。

    “拿着，快给他送去！”

    我断然拒绝了。

    于是，姥姥亲自走到街上，和格里高里谈了很久。

    他面带微笑，像个散步的老者似地捻着胡须，只是都是三言两语的，没有太多的话。

    有的时候，姥姥把他领到家里来吃点儿东西。

    他会愿意走到他跟前，因为那样太难堪了，我知道，姥姥也很难为情。

    我们对格里高里都避而不谈。只有一次，她把他送走以后，慢慢地走回来，低着头暗泣。

    我走过去，拉住她的手。

    她看了看我：

    “他是个好人，很喜欢你，你为什么躲着他？”

    “姥爷为什么把他赶出去？”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却向她提了个问题。

    “噢，你姥爷。”

    她停住了脚步，搂住我，几乎是耳语似地说：

    “记住我的话，上帝不会放过我们的！他一定会惩罚……”

    果然，１０年以后，惩罚终于到了。

    那时姥姥已经永远地安息了，姥爷疯疯癫癫地沿街乞讨，低声哀告着：

    “给个包子吧，行行好吧，给个包子吧！唉，你们这些人啊……”

    从前那个他，如今只剩下这么辛酸而又激动人心的一句：

    “唉，你们这些人啊……”

    除了伊高沙和格里高里让我感到压抑以指点，还有一个我一看见就躲开的人，那就是浪女人沃萝妮哈。

    每到过节的时候，她就会出现在街头。

    她身材高大，头发蓬乱，唱着猥亵的歌儿。

    所有的人都躲着她，躲到大门后面、墙角里。

    她从大街上一走，好像就把街给扫净了。

    她有的时候用可怕的长声不停地嚎着：

    “我的孩子们啊，你们在哪儿啊？”

    我问姥姥，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你该知道的！”

    她沉着脸回答。

    有过，姥姥还是把她的事简单地讲给了我。

    这个女人原来的丈夫叫沃罗诺夫，是个当官的。他想往上爬，于是就把自己的妻子送给自己的上司，这个上司把她带走了。

    两年半以后，她回来时，一儿一女都死了，丈夫把公款输光，坐了牢。

    她伤心透了，开始酗酒……经常被警察抓走。

    总之，家里还是比街上好。特别是午饭以后，姥爷去雅可夫的染坊了，姥姥坐在窗户旁边给我讲有趣的童话，讲我父亲的事儿。

    啊，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啊！

    姥姥曾经从猫嘴里救下了一只八哥儿，给它治好了伤，还教它说话。

    姥姥常常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站在八哥儿跟前，没完没了地重复着：

    “喂，你说：给俺小八哥儿——饭！”

    八哥儿幽默地眨着眼睛，它会学黄鹂叫，松鸦和布谷鸟甚至小猫的叫声都模仿得维妙维肖。可是它学人话却好像困难似的。

    “别淘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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