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科举考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时多次进行了改革，不光是科目多，考试场次也多，有甚者，考一场科举下来，用担架抬出数十个人来，都是小儿科的事儿！

    仁宗朝之前，进士省试共分四场，第一场考诗赋，第二场考论，第三场考策，第四场考帖经，本着先诗赋、后策论的原则进行分场淘汰制，所以头两场很重要，就像后世高考的语数外一般。

    后来在范仲淹执政之时，对科举考试进行了改进，以进士科省试为例，一般定为三场，先考策，次考论，再考诗赋。

    完全反了过来，毕竟科举取士，要的是治国执政的干臣，那些花样文章的诗赋用来点缀就行。

    再后来，神宗朝王安石大大强势崛起，又推行科举考试新法，这下动作狠辣，不光废除了明经科等诸科，还对进士科考题进行了大改，罢诗赋、帖经、墨义、对子等内容，重经义。

    除此之外，又把三场定出身，改为考四场。

    第一场试本经，第二场试兼经，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时务策三道。

    《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本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还有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

    何为经义？

    就是出题者从儒家经书中截取一句话，然后让考生们阐述其蕴含的义理，就像是后世的阅读理解一般，从一段故事中总结出一套大道理来。

    何为论？

    这个与灌心灵鸡汤的经义还有些区别，他类似于后世的命题作文，通常是要求考生评论经史记载中的某个典故或某一位历史人物，好比说，对《史记》中那个要富贵权势，宁愿挨一刀的家伙，你有什么看法？当然这是后世人的说法，换算成宋朝，这道命题作文题目是“日暮途远倒行暴施之论”。

    何为策？

    这个类似后世的申论，一般都是对当前朝政时务提出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所以又称“策问”，考生的回答则称“对策”，一般写一千个字就行了，当然也有秀自家文采的大佬，洋洋洒洒的写上个万把字数来。

    再炙热的太阳也有日暮时，王安石大大黯然出局后，后来的接任者，陆陆续续对科举又指手画脚的进行改革，再加上官场执政人员起起伏伏，科举考三场或四场，以及考试内容也不断变化。

    神宗朝以后，时而诗赋与经义并行而举，时而又罢诗赋，专用经义取士，只看当年主理政务的官员如何抉择。

    至于排名次的殿试，作为复试，初期与省试等同，太祖朝时仅考诗赋，太宗加试论一道，神宗时罢诗、赋、论三题，专以策问，限千字，刑律、断案、理政这些实践内容，后来也相继加入进来。

    哲宗元枯时，恢复诗、赋、论三题，绍圣以后，又遵熙宁试策之制，高宗建炎二年，最终规定殿试试策，终南宋之世不再变化。

    这时候有人问了，为何一个考试怎么老是改来改去？

    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新的执政者上台，总要对当时的政务做出一些改变，不然会被人指责碌碌无为，而为国家遴选出合格治理人才的科举，自然是要动刀子了，若不然天下的读书人怎么晓得又上来个厉害人物。

    院试如此繁琐，但狗儿参加的“书院试”自然简单。

    三道默写句子，三道填空题，再加上一道百字的阅读理解完事，题并不难，众人一个时辰作罢，可后来崔柳院长估计是没和金老夫子谈妥，一怒之下又添加了一首诗赋，结果鹿苑书院的学子统统交了白卷，没办法，鹿苑书院的短板就是诗赋，嗯，打油诗不算数。

    金老夫子见状立马黑了脸，也以牙还牙的出了对子，然后，两个书院的学子全体白卷。

    闹了笑话的金老夫子拂袖而去，自此再不进崔氏书院的大门。

    院长被羞辱了，狗儿几个代表书院的学子自然也没落到好，一个个被授课的先生领出来单独收拾，整日里除了正常的学业之外，还要学习诗赋、对子、甚至谱曲、画艺，整个一多面小能手方向培养，也是鹿苑书院新进延请了六个先生的缘由。

    学生多了，收的学金自然也多，再加上外地而来应考武举的学子家眷们住宿的问题，聪明的狗儿自然不会忽视掉，所以书院后院大批新建的竹楼小院，开始对外租赁，价钱只要每日十文钱，这价钱很公道。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说一下，古代人的住房问题。

    许多后世人对古代人的房屋印象还停留在茅草屋几间，值不了几个钱上，实则不然。

    古代，尤其宋代，这个住宿问题比后世还要艰难，稍微大一点的城市房租的价钱就和京都一般价位。

    所以好些人做官人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像苏东坡、欧阳修等等都属于租房子住的“京漂”一族。

    到了南宋更是“人满为患”，城墙内土地太少，城建又慢，建筑材料，人员工费又贼拉高，成本决定售价，一套普通的房屋都要百贯千贯左右，对于一个月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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