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第798章 做丞相的好处,就是随口说句话都能当科举考题(2 / 4)  三国从忽悠刘备开始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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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贡院!进个场这么慢!排队都排了半个多时辰了!看守士卒一个个都瞎呢?遇到那些离队重排的、都没人跟上去搜身?

    他们肯定是在丢作弊文稿!一搜一个准!都该抓来打板子!朝廷执法不公,我辈自当仗义执言!”

    早在东汉末年,太学生群体就是比较喜欢清议褒贬的,还多次发生在雒阳的太学生围住朝廷重臣情愿。

    战乱开始后,因为读书人斗不过刀子,这种事儿倒是少了。如今天下重新太平起来,敢说话的人自然也多了起来,这本无可厚非。

    何况是事关切身利益,没作弊的人谁不希望多抓走几个有作弊嫌疑的,好降低考试时的竞争压力、提高录取比例。

    这种场合,自然是立刻就有文部官员过来维持秩序。

    “肃静!不得喧哗!有话派代表说,朝廷秉公执法,尔等觉得何处不公,可以依例陈情!”

    还别说,因为是第一年回雒阳举行科举,朝廷上下都是很重视的,文部尚书管宁本人今天都在场内,他很快亲自到门口给考生做工作,了解情况。所有文部官员,也几乎都算是第一批随着刘备迁来雒阳的。

    几个明显是趁势扰乱挑唆的家伙,还有想上手的,都被控制住了。而那些合理诉求的人,则被安抚下来,要求派代表陈情。

    于是人群里就出来几个不怕事的官宦子弟,把诉求说了一下:

    “排队进场之时,还有人离队丢弃作弊证物,朝廷为何不严加管束?朝廷取士三令五申要并重德行与才学。现在对可见的德行有缺都不闻不问,岂不是跟曹操一样只重才干了?难道连有才的奸邪之徒也要任用不成?”

    管宁也不骄不躁,公允地回应:“朝廷法度、纪律说得明明白白,应考举子沐浴更衣后、依然有夹带入场者,为舞弊。

    既如此,你们每个人现在身上带有书卷也好,想临阵磨枪温习也好,本不犯禁。朝廷又岂能法外加刑、对尚未进场者就因为他们身上带了文卷,就滥施责罚。

    说好了是更衣之后不许带,那就是更衣之后不许带。朝廷论迹不论心,不能失信于民。”

    管宁这番话,其实他自己一开始也不是很认同的,反而是李素要求刑部的法正配合,坚持要这么定,搞“罪刑法定”,对于还没着手就放弃犯意的人要宽宥。

    这个理念汉朝的人当然没有,但李素毕竟是接受后世教育的,他觉得抓作弊这个事儿,不能按思想来算,要有个明确的界限。

    在到界限之前“犯罪中止”的,那就当没发生。

    过了界限抓到的,那叫“犯罪未遂”,未遂才是惩罚的起步门槛。

    而且这也符合最近李素推行的新哲学思想、官方意识形态:传统腐儒那一套,就是定个谁都做不到的超高道德标准,然后和稀泥,把别人拉下水。

    既然现在李素要搞“把不太缺德的人跟缺德的区分开来”,那当然要把道德的评判颗粒度细化。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渐渐用法制来强化和辅助道德,搞“论迹不论心”,渐渐取代之前汉朝“春秋决狱”里的“论心定罪”。

    心里想过邪恶的事情,但只要没做,那就是好人,至少不能是法律要惩处的对象。

    当然这不是说动机和主观心态就完全不重要了。只是说动机和心态要跟行为结合了看,在有行为的前提下,进一步判定主观恶性。故意肯定比过失严重,直接故意肯定比间接故意严重。

    说白了,就是渐渐往现代法治理念里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靠拢。

    李丞相治国,从来不是空喊一个口号,不管怎么落地的。他都是一边写意识形态著作,一边已经在琢磨如何把空泛务虚的意识形态进步,落实到现实政治治理中。

    而稍稍学过法理学的都知道,任何关于善恶评价、社会价值导向的治理,毫无疑问最关键的都是一个“道德的法律强制问题”。

    所以李素的思路自然而然往这个方向琢磨、往这个方向靠拢,也就很容易想到了。

    ……

    此时此刻,作为李素新政最初萌芽的代言人和实践者,管宁也是费了好大的劲,跟举子们解释了朝廷的司法精神。

    听朝廷的态度如此宽仁、而且有法可依一碗水端平,绝大多数举子自然是不再闹事了。毕竟多抓几个作弊的,也提高不了多少实质的录取率。

    个别混不吝脑子转不过来,或者是年轻不差这一届的,还想揪着不放博个名声。但很快也发现无的放矢——因为朝廷压根儿就懒得问“那个闹事的是谁?给我记下来”。

    如今的举子,心态跟东汉末年的太学生是差不多的,就是想靠仗义执言出名。被官府怼的时候,如果记下了你的名字,甚至将来打击报复你,那都是会在士林得到名声的,所以才有那么多“党锢之祸”嘛。

    官府和颜悦色跟你解释,都懒得打击报复你,连问名字的机会都不给,反而让喷子们无所适从了。

    最刺头的那几个见无利可图,其中个别脑子活的,就又开始吐槽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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