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想用繁杂的周礼来束缚国君的昏庸欲望，在道家老子看来，显然是不可能的。

    毕竟做人呐，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

    汐儿记得，宣博益有一个弟子，叫月衍。

    月衍因为生怕自己待人不周，没法做到全部的礼仪，所以每次在见人的时候，都会十分紧张，又害怕见到人，不想与人交流，从此不再出门。

    宣博益见弟子月衍没来，便前往月衍住处，询问缘由。

    得知缘由后，宣博益叮嘱月衍，让他不必在意太多无用的礼节，做好自己，顺其自然便可。

    太在意礼节，反而不利于礼节的施行，没法面面俱到，有时候人还会因为一个小小的礼节而被问罪，被视为大不敬，这在孔子生活过的春秋时代更是如此，周礼之大弊就像是枷锁一般捆绑住人人的身心，让人喘不过气。

    宣博益评价说，周礼太过于注重形式，说它不务实事，是因为人们要花太多时间浪费在这上面，最后发展得像是严酷的法律一样，让人忘记了其礼之本意，死板而不知变通，并非以人为本。

    礼仪本就来源于心诚。

    假若齐之以礼，无法让人感到羞愧，那礼仪也就无用，因为他人无法让你保持心诚，心不诚，自然无须礼仪，如果这时还用礼仪这一套，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身不由己，要么就是拥有了对礼仪的信仰。

    信仰是崇高的，但却很少有人拥有对礼仪的信仰，假若君主拥有这种信仰，臣子也拥有这种信仰，君臣一心，自然不再有昏君奸臣。孔子应该是这样认为的，但让他感到无力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总是因为矛盾冲突，而在有意无意中打破彼此对礼仪的认知，将礼仪践踏于脚下，使人渐渐失去对礼仪的信仰与依赖。

    克己复礼为仁，但这是建立在人的生存需要为基础上的。

    物极必反，宣博益思考过很多，他时而喜欢儒家的思想，时而又讨厌儒家的那一套；转而喜欢上道家，可过了没多久他却讨厌道家，又喜欢上了儒家。

    最后他究其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了道家的一句话——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意思就是说，古代善于推行道的人，不是用道来使人聪明，而是用道来使他们处于无知的状态中。

    在宣博益看来，这无异于是使人处于一个黔驴技穷的状态，智者变成骗子，以欺负愚者来获利。

    界外，华夏春秋时期，有位法家名叫管仲，因为“愚公之谷”事件而主动请求修明法治，此事件说明：假若智不欺愚，国的确可以长治久安。

    所谓蠢驴蠢驴，应该就是来源于黔驴技穷这个典故。

    使人无知的后果很明显，那就是使人变成驴头，然后被老虎吃掉。

    刚开始，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

    猛虎会因为无知而惧怕驴子，而驴子因为蠢而不知道逃走。

    后来，猛虎经过一系列的试探而知道黔驴技穷，最后把驴子吃掉了。或许直到被咬死之前，驴子才从无知变为有知。

    猛虎和驴子一开始可以相安无事，是因为无知，可随后事情的发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现实，坏人可以用礼来束缚，但如果狗急跳墙，难免不会在需要生存的时候对好人下手。

    使人无知，根本是不现实的，把眼光放大一点，非洲大草原上，狮子和斑马在野外生活，虽然是动物，但都是有知的，更不要说人了。

    道法自然，非洲大草原就是最好的例子。

    斑马在看到自己的同伴被狮子吃掉后，就知道狮子是他们的天敌，这一点无可避免；狮子在吃到斑马肉后，就知道斑马是它们的食物；这一点也无可避免。

    显然道家的那一句话不切实际。

    更何况坏人和好人都是人，好人可以因为经历过的一些苦大仇深的事情而变成坏人；坏人也可以因为大彻大悟而改过自新。

    正是因为这件事，宣博益才站到了孔子那边，认为根本没必要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狮子与斑马之间的捕食与被捕食关系。

    弱肉强食本就不是同类相残，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可能是宇宙中最先进的种族，那些复刻在基因里的记忆与秘密。

    对此，宣博益虽然不站在道家那边，但他还是吸收了道家的某些重要思想。

    他并不全盘否定道家思想，也不全盘肯定儒家思想，对于佛家思想也是取其精华，他只是更偏爱儒家的思想，最终他通过知、行、学、思、耐与感悟成就了自己的思想。

    如果要问宣博益的思想属于哪一家，他会说自己的思想属于他自创的“实家”与“生家”的合一。

    实家思想为联系实际，相信现实，信仰现实，人的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都属于现实需要，是特殊的现实主义。

    生家思想为珍爱生命，热爱生活，活得有价值，有意义，生命高于一切，人的精神需要与物质需要也都属于生命需要，是生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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