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英机受家庭氛围熏陶，他很早就渴望当一个军人，能为天皇效忠。少年时代的东条英机曾先后就读过东京四谷小学、学习院小学部、城北中学、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和陆军中央幼年学校。东条英教为了培养儿子的武士道精神，专门请人教东条英机学习“神刀流剑舞“。1899年9月，东条英机进入东京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学习。进入军校，东条英机以父亲为榜样，渴望成为“效忠于天皇的合格军官“，为日本“征战建立功勋“。在陆幼学习三年之后，1902年9月，19岁的东条英机进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学习。由于当时正值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野心。东条英机在学习期间，就感受到日本国内对侵略中国得逞的“狂喜“。日俄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国内更是举国动员，日本政府积极加紧扩军备战，军界则猖狂叫嚣，对俄“复仇“，准备与沙俄大战一场。培养军官的各级军事学校，为侵略战争服务，相应地实施“战时教育方针“，一面缩短了学制并加紧教育和训练，一面极力向学员灌输军国主义侵略思想。

    1904年的日俄战争(明治37年)，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而言是“命悬一线“的关键一战。东条英机由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升入陆军士官学校。东条英机经常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到士官学校后面的市谷台高谈阔论，东条英机经常跳出来向大家展示他那套并不十分专业的“神刀流剑舞“。众人的阵阵喝彩使东条英机忘乎了所以，极度的亢奋使他完全陷入对未来的狂想而不能自拔。毕业后，作为精英分子的一部分，东条进入了陆军省实习，接着外放任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武官，正好碰上裕仁皇太子游历欧洲，接见驻欧洲各地日本武官，在闲院宫载仁亲王等皇族前辈名将的引荐下，以永田铁山为首的青年军官向皇太子宣誓效忠，发誓铲除军内长州阀元老势力，清除政党势力对皇权的干涉。随后巴登巴登三羽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和冈村宁次)拟定了计划大纲。作为在巴登巴登的第四个人，东条英机当时负责在门外放哨。1921年夏天，他到德国游览，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长时间接触非亚洲环境，年底在参观完华盛顿会议后，他匆忙的乘火车穿越美国，返回日本，他对德国的印象比对美国深，这可能是因为他懂德语而不懂英语的缘故。1931年8月任参谋本部整备局动员课大佐课长，“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各政党对军部所持放任态度不满，东条英机马上对政党发表的不利于军部的言行进行了“调查“，指控这是“挑拨军民关系“。1933年3月，东条英机被任命为陆军少将，同年11月任军事调查部部长。1934年3月，东条英机在军事调查部长的位置只做了四个月，便被调到陆军士官学校，随后又先后任职于步兵第24旅团和第12师团司令部。

    日本以武力强下行占领中国东北后，为了实现对伪满洲国的所谓一元化统治，于1932年便出台了所谓的《八八》决议，随后又于1934年将日本驻伪满洲国的机构进行重新整顿。自此时起，关东军实际上掌控了伪满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经济大权，关东军司令官也就成了太上皇。东条英机所任宪兵司令官一职，按照规定同时兼任日本驻满行政事务局长的要职。东条英机到任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扶植自己的党羽。在此之前，关东军宪兵队仅仅是一个编制仅200人左右的队伍。这点微不足道的力量，当然无法满足东条英机的需要。于是他迅速从日本本土、台湾以及朝鲜等地调集了一批得力干将，并为他们在宪兵队里安排要职，在短时间内培植了对其忠心耿耿的亲信。

    1936年2月26日清晨，“皇道派“近1500名少壮派军人在东京发动了军事政变。他们占领了首相府、陆军省、内务省和参谋本部等重要机构，还控制了《朝日新闻》社。内务大臣斋藤实、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藏相高桥是清等人被政变军人杀死。政变者以“尊皇讨奸“、“昭和维新“为口号，支持荒木贞夫等“皇道派“首领掌权组阁，建立法西斯体制，立即“北进“，讨伐苏联。政变使东京陷入一片混乱。政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满洲“，作为“统制派“骨干的东条英机不禁暗暗吃惊，因为关东军内部也有不少“皇道派“的同情者，他自己可能也成为“皇道派“分子刺杀的目标之一。不久，情势更加危急--驻哈尔滨的第十一特混旅团真川少将发出通电，声称支持国内的“兵谏“;驻“东满“的一六师团已自行出动，赶往“新京“;佳木斯守备营发生暴动，已占领东站、拦截火车。东条英机面对危机情势，拿出一贯作风，根据关东军镇压命令的指示展开大搜捕，指示手下宪兵搜捕中可不与所属部队长官商量而直接行事。他向各师、旅团及分散于各地的宪警长官发出密电和密令，命令立即处决叛国乱军者。根据“黑名单“，长春的宪兵迅速行动，逮捕毙杀了长春的全部“皇道派“高级军官。另一方面，东条英机不失时机地向天皇和军部发出通电，表明立场，宣称关东军反对“兵谏“，坚决支持天皇。通电中说：“'皇道派'逆徒杀戮帝国重臣，以武力逼宫，辱我皇威乱我政纲，致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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