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到了兰芳，搞得地方上老百姓怨声载道，把数量有限的兰芳官员也搞得筋疲力尽。

    最后给赵学宁逼得没有办法，采取了特殊策略，令司法总局组织了好几支巡查组前往地方，到处巡查，不通报行程，专搞突击检查，看到有乱搞的官员、吏员，就地审判，当众处死，举着鞭子威慑地方。

    这是应急的措施，用弘历式的恐怖手段鞭策、威逼那些贱骨头老实办事。

    但那些家伙赵学宁完全不打算继续任用，一旦有了合适的人选替代，该问罪的问罪，该丢到铜州去挖矿的就去挖矿。

    兰芳眼下没有那么多人才能够用来接替那些虫豸，所以只能暂时容忍那些危害程度比较轻的虫豸继续存在。

    因为要淘汰的人数比较多，那么需要推出去接管权力的人数也会比较多，兰芳政权需要培养的人才的数量也就是相当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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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财政部和教育部加在一起进行了一次联合会议。

    会议上，两个部门对于将要支出的钱财的数量进行了一次审核，大家一致认为这一次支出将远超以往的任何一次支出，对于财政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当下还有比较大的军事压力和行政维稳压力，财政部总长唐文山建议赵学宁暂缓推动这一政策，但是赵学宁认为这是有必要的，所以坚持自己的看法。

    并且赵学宁还打算将这个教育制度逐渐完善，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希望扫清整个中华大地上的文盲。

    工业生产需要人们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公民社会也需要人们拥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想要让共和主义浸润整个中华大地，更需要人们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总而言之，如果中华大地没有办法基本铲除文盲，那么进一步的工业化也就是空中楼阁了。

    所以赵学宁在会议上面就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发表了一番演讲。

    “我知道这一次的支出是很大的，我也知道这对于我们的财政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想要说明的是，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历史使命。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驱逐鞑虏，再造中华！什么是再造中华？我想我说的已经很明确了，我们需要的是从里到外，将中华再造一次。

    既然如此，就由不得我们有任何的侥幸心理，我们必须要将大清留给人们的枷锁砸碎，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识文断字的公民，而非愚昧无知的子民。

    可是公民需要培养，需要教育，需要我们的引导，而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我们需要付出代价，我相信，未来的我们，会感谢今天做出这个艰难决定的我们。”

    赵学宁的这一番讲话得到了众人的认同。

    而他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一次演讲，也并非是无的放矢。

    准确的说，赵学宁已经预感到了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对封建帝制的完全批判，那么依附着封建帝制而存在的，整个中华社会的陈旧的社会规则也会由此成为政治不正确的存在。

    这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规则将成为兰芳共和国的政治不正确，从东汉王朝开始萌芽到明清帝国发展至巅峰的这一套依附于君主专制体制的社会规则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

    为了维持这一套社会规则，中国过去的文化精英们依附皇权，为这套规则创造了一整套的理论指导。

    而兰芳革命成功之后，这一套理论指导连同着封建帝制一起都成为了必须要舍弃的垃圾。

    随之而来的，人们会无所适从，人们会迷茫，不知道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

    旧有的生活方式与认知成为了政治不正确，而新的认知还未出现。

    为了让自己的帝国很好地运行下去，为了让自己的权力成为大家所公认的存在，东汉帝国的统治者们召开了多次会议，组织了文化精英们整理出了一整套贯彻到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理论指导。

    上到君王的政治生活，下到一介小民的私人生活，都在这套规定当中有所体现，所谓的三纲六纪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了萌芽，人们的生活开始被规范，一个秩序井然的帝国开始诞生。

    可这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东西是为了君主专制而服务的，如果连他需要服务的对象都不存在了，都成为了政治不正确，那么依附着它而存在的一切又该以什么样的理由继续存在下去呢？

    所以人们急切的需要一套全新的理论指导告诉他们该如何进行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乃至于个人的生活，整个社会运行的规则该如何重新定制重新运转，这都是赵学宁和兰芳政府需要完成的事情。

    作为最强军事权力的拥有者与国家的掌控者，他们有必要也有义务必须要为人们制定这样一套规则，实现“再造中华”的理念。

    所以在处理一系列日常事务的过程当中，赵学宁也注意把自己过去所写的一些文章拿出来重新整理。

    他将自己心中关于共和国与民主生活的一系列的内容都写了上去，进行重新编排整理，然后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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