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刑部尚书崇实、刑部左侍郎黄珏、御史余上华等也加入到这一阵营之中，一时声势颇壮。

    而以左季皋为中坚的“塞防派”，则有湖南巡抚王文绍、漕运总督文彬、山东巡抚丁直璜、江苏巡抚吴元炳等的有力支持。这一派具代表性的理论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其实，从根本上说还是主张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优先解决西北塞防问题，以收“西北无虞，东南自固”之功。

    左季皋针对李绍泉关于停撤西北塞防的主张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虑，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则大有所妨。”

    李绍泉针锋相对，指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阿古柏占据新疆已经七八年了，现在除哈密、巴里坤一角仍在乾军手中，新疆大部分地区先后被阿古柏势力侵占，但关陇地区并未受到骚扰，而且以阿古柏的那点军力，能占据全疆已是了大不起了。根本无力进犯关陇，是以李绍泉这么说其实没什么错。但如果是后世的愤青们来看，这妥妥的是卖国贼的言行）。海疆不防，则腹心之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辨者。”主张停塞防之饷，“均做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运饷，有不穷困颠蹶者？”

    话虽如此，李绍泉事实上也无意放弃新疆，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一，停兵。建议朝廷停撤西北地区已经出塞及准备出塞的部队，令其“严守现有各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停撤多余出来的饷银，则移作海防之用。二，经营。李绍泉的经营新疆的方略则是：“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李绍泉认为，如此则既可以挫败英、俄兼并之心，中土也不必劳师远征，实为“经久之道”。

    李绍泉建议将新疆经营成“如云贵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的观点，放置在这个时代的天朝，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在这个时代，传统的“天下观”还远未被近代的“世界观”所取代，李绍泉语境里的“越南”、“朝鲜”，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而是中土传统“天下观”里面的藩属，其将“越南”、“朝鲜”与中原本土的“云贵之苗瑶土司”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换言之，李绍泉从来都没有说过要放弃新疆，他所提出的建议，建立在大乾朝廷朝野共同持有的“天下观”基础之上。这种“天下观”在后世看来貌似荒诞，但在当时，却是中原士子们所竭力恪守的正统意识形态。

    比较起来，左季皋的意见则不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左季皋因为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而饱受赞誉，但事实上，李绍泉等所谓的“海防论者”也并不认为塞防不重要，其分歧不过是现有财力条件下，塞防与海防，谁该优先办理而已。与李绍泉认为海防危机更甚，应集中财力优先办理不同，在左季皋看来，海防费用可以省去购船与雇船之费，因为福州船政局已经可以自己制造船舰，不必再动用西征的饷银；再者，即便不西征，画地而守，也不可能省出饷银供海防使用。而左季皋为了强调新疆的重要性，不惜拿京师为题目，祭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的神论恫吓起朝廷来。

    左季皋的“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的神论一出，果然起到了他想要的效果。象已故大学士文博川这样的重臣，都不免为左季皋的神论所影响。

    如果说为了保京师而重视新疆的话，那么离京师更近的“各国海船往来为通途”、“旦夕可至”的大海，是不是也更应该受到重视呢？

    左季皋这个曾经是海防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现在却蜕变成了海防建设的最大反对者、阻碍者！(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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