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曾说：“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而“清流”们在外交上主张强硬手段，反对任何妥协，遇到中外冲突即强烈主战，喜欢唱高调，在爱国（现下名之为“为了社稷”）的口号下，常常把主战等同于爱国，把主和等同于卖国，将必要的妥协和无原则的退让混为一谈，打不下去不得不谈判时，对将军们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则希望外交家们在谈判桌上能拿到，否则谈判之人很容易被批为“卖国”。以晚眀为例，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正皇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能是后知后觉，已于事无补。当时眀廷上下缺乏议和的环境与气氛，明朝始终未给议和创造必要的条件，主持议和者包括皇帝在内从未展开有关议和大政方针的讨论，纠正以至批驳一些模糊认识及错误论调，以统一朝臣的思想，因而始终未能形成议和应有的气氛。相反，传统的所谓上朝大国不可冒犯的传统观念始终占据上风。主持议和的人无一不身负恶名：兵部尚书袁重桓终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支持袁重桓的阁臣钱隆西也以“密谋主款”之罪长戍不赦。杨思昌主持议和，弄得举朝哗然，群起而攻之。而陈新加与清议和事暴露后立遭杀身之祸。这种攻击、反对议和的声浪经久不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任何正确的议和主张都难以畅行。林义哲亦以为乾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原因就在于人们拒绝妥协，喜欢清谈者太多，老是狮子大开口。他曾说:“国朝的外交，从天津教案以来，我所经手者甚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又说：“士民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请愿团对谈判诸大臣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第五是清谈误国历史遗风的影响。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瀚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太，成于阮机。有人曾说：“清谈误国是西缙灭亡的原因之一。”西缙灭亡了，清谈误国之风并没有随之消亡。眀朝亡国同清谈误国之风亦分不开。崇正皇帝死后不久，渤海摄政王阿莫拉给南眀的史克发写信，痛斥晚眀的清谈误国之风：“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梥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你们眀朝的大臣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就喜欢唱高调、讲大话，哪怕火烧眉毛了，还慢条斯理地穷白话，作个决定比盖栋楼还慢。当年北梥研究对策还没散会，金军就渡过黄河了，你们咋就不长记性呢？

    而现在，“清流”现象的产生还同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关。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百年来在中土不容小觑，而就全世界来看，民族主义业已成为极有影响力的因素。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这一次林逸青主持对日谈判，原本打算借乾国法理占上风，军事实力也占有优势的机会，狠狠敲日本一下，榨一大笔款子出来，让日本十年翻不过身来，但没想到国内的清流健将们却纷纷弹劾林逸青“勒日过重”，“索款过巨”，失了泱泱大国的体面，“使列国视中朝有如市井之嗜利商贾”，坚决要求朝廷追究林逸青的责任。

    更为荒唐的是，一些清流言官们在这个时候开始装起了大方，竟然要求朝廷放弃对日索赔！

    监察御史查筱荫就上书朝廷说：“以中土之大，区区百万银之兵费，视之直轻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将此款免去，不索日本，亦足示中朝之恩威，在德而不在兵，足令日本羞其所为而灭其骄气也。”

    由于清流言官们的强烈反对，清议汹汹之下，两宫皇太后不得不做出姿态，指示林逸青将原来的索赔金额500万英镑减少至300万英镑，后来又减少到了200万英镑。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