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即“清流党”的牛头李高阳；南派的代表人物，早期为沈桂芬，后期为翁叔平，翁氏门下聚集的一帮名士，如盛昱、王仁堪、文廷式、张季直等，又有一个名号叫“南清流”。

    “清流党”内部，既有汉人，亦有渤人，他们的弹劾标准，与中央-地方权力和利益的分界更无必然的牵连。而对于洋务派与守旧派之争，清流却略略介入，姿势相当暧昧。在洋务与守旧两派的争斗当中，他们的思想立场应该更亲近后者。可这里的“亲近”近乎权宜之计。象陈葆臻上《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已明确提出富国强兵只有“讲求洋务”，并建议选员出洋考察，掌握各国的“山川政教土俗民情”，以避免“临事仓茫无定见”。张霈伦既承认“时艰之亟，实以洋务为大端”，又完全赞同洋务派的变法主张，强调要“采西法以敌西人”，认为“变法之效，至久而至速者，则莫如武科改试洋枪”。张芝栋一再指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驶有方，皆可供我策遗”，因而他在现实活动中“颇以师西法致富强为事”。清流派不仅是出谋划策的言者，更是直接经办洋务的实践者。如吴大成在吉林创办机器局，张芝栋在山西筹办铁矿，这些都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进程。

    而张佩纶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时，他是欣然接受，而不像当年的守旧派首领斡垠，被敬亲王作弄，亦接到类似的任命，他当时的表现，却是痛哭流涕，大有晚节不保之感，于是以养病为由，被迫辞去了所有职务。张芝栋更滑头，在京城的时候，以清流自居，对洋务运动的态度极其审慎；到山西担任巡抚之后，便开口大谈洋务，放手大干洋务，从而成为洋务派的中坚人物。当然，如“五虎”之一的邓载修，对洋务运动的恶感就相当浓重，但却只是少数而已。

    事实上，“清流党”反对洋务充其量只是表象，他们更多的是反对洋务派官员——就是说，他们的矛头指向人，而非事。他们如此抉择，与南北之争、仁曦太后与敬亲王之争息息相关。在这两对矛盾之中，清流都涉入过深。简而言之，南北之争，清流亲近北派，北派与“清流党”的共同核心李高阳思想保守，敌视洋务；相应的是，作为洋务派之领头羊的敬亲王则一向关照南派，他看重沈桂芬，却不喜李高阳，如此，“清流党”理所当然要反南派，反敬亲王，顺带造成反洋务的假象。同理可知，清流在仁曦太后与敬亲王相争持的战场会怎样站队。当然，比较与北派，“清流党”与仁曦太后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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