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把这种精神灌注到官署大堂之中；作风严明而又兢兢业业，天天用此意志引导人的精神，所以不必反覆稽查而官府都能开明，无事烦扰。做出古今所从未有过的功绩，乾坤重辟，日月增光。这就是用实心推行了实政，用实政建立了伟功呀。

    《祖训》记载说，那些臣民有道理的建议，就要交给管这事的机关施行，各级官府不得阻挡，而且恭敬地多次表达这个意思。后来诸位圣王们都相互继承，遵守这个固定的法则，接受了先人的建议，只有加以发扬而没有丢弃这一原则的。到了明世宗（朱厚熜），让委靡不振的人知返，用英明的决断振奋他们；看到被废弃的人，用精明的手段激励他们。制定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振兴礼乐，议定法律。道德所覆盖的，与河海一般深；威力所达到的，像雷霆一般块。一时吏治昌明，众多业绩皆有条有理，国家赫然中兴，这确实是上承于先烈，下 垂于后世啊的功绩呀！

    当今皇上陛下，任人图谋治国，日日实行切实可行的治国办法，希望群臣奋进呀。而今人多放纵成习，的确如明智的人所顾虑到的那样。所以要设置官吏，各司其职。对超越职权逞能的人，就以“越俎代庖”来讥讽他。因为愿做超越职权之外的事，必有不精心于职权之内的事！这就要按照职权做其负责的事，再根据所做之事考核其功绩，使春天的官不得参与冬天的公事，管军事的不得再分管刑事的事，这就是现在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耻于言谈而敏于行动，这是自古就有的训导。对那些竞相奢靡撒谎吹牛的，就让他们得到舆论的羞辱。那种称心于外表奢耻的人，必不能有深沉远大的胸怀！所以要从言论考核他的实际，再从考核查究他的工作实效，使敏捷灵巧的人不得与糊涂迟钝的人获取同样的名声，使诚实的人不得于与轻浮的人得到同样的荣誉，这又是当今所应当迅速恢复的做法。

    巡察的官员是朝廷寄托的耳目，目的是激浊扬清。而官吏已养成了苟且偷安的习惯，即使把官员分别派遣下去，也不能完全改变他们的这种恶习。当今之计，惟一的办法是广泛咨询，严把首尾，必须像张咏在益州、黄霸在颍川那样。上级推选官员严格了，下面的官吏就好规劝了！教育是整治并规范民众的心术，以维护和振兴好的风俗习惯。而民风中还存有欺诈、虚伪的东西，即使一再下令宣布改变，还是不能让这种风气全部改变。当今之计，惟一的办法是广泛磨砺培养治学官吏，推崇经学儒术，必须像阳城在国学、胡瑗在乡学那样，给予他们以重托，民众就可以教化了！

    全国的穷苦民众，十室九空，不是没有颁发赈济和抚恤。社会上还有穷困不堪而投告无门的人，那么德政就未能有效显示。贪污牟利者能蒙混，是下面的民意未能上达。渔猎钱财的人能够截留赈资，国家花上十分，下边得不到一分。为何不加重对秘密贪取者的惩治，而罚他个倾家荡产呢？四方少数民族内部互相倾轧，应付了西边应付不了东边，不是不想动用军队。而征讨还没开始，守着宝玉的那些富贵出身的纨绔子弟，没有抵御敌人欺侮的谋略，召募了一些挽弓射箭粗鲁毛糙之人，暗地里随便用一些作战方法。国家用军费养着他们，该用的时候不能用。为什么不严格遴选条件，广开用人之途径呢？民众当中的积冤，关系国家的和平安定。而抑郁之气得不到伸张，怎么能招致吉详世道？所以刑罚不可不重用。审判定案时把案情问得明明白白的人，能让蒙冤的人起死回生，应待以好的奖赏；而刑法繁细如秋日之荼，不轻易宽赦，这样就没有什么积冤了。

    天地所生的财产，本来是供国家用的。而对虚报冒领无正常规范，国家怎能长久富足？对胡乱浪费不可不禁止呀。所以对那些连竹头、木屑都积攒和爱惜的人，对收支有节制的人，应该表彰他们富国裕民的忠心；而对那些仍然在冒领浪费者，治罪无赦，国家的财产就不贫乏了。对没有功绩者予以贬斥，则能让百官得以警惕；对有功者予以奖赏，则能让许多在职者得以勉励。勉励和惩罚明确，政治上就显得有条有理了，又怎么能不与唐尧、虞舜时的美政齐名呢！切实可行的治国思想是根本啊！用切实可行的治国思想任用人，人就不敢用苟且偷安的态度应付皇上；用切实可行的治国思想谋划国事，国事就不至于因人的懒惰而不振兴。不然，人的精神不贯通，法制虽然详细健全也无益。

    我还有建议奉献给皇上：我认为难以成功而且容易毁坏的，就是切实可行的治国办法；难以掌握而容易丢掉的，就是切实可行的治国思想。这就必须于细微之处谨慎，于局部小事防备。不必在明堂上听政，就可决定民众的意志和谋略，使臣民庄重如面对上天；不必在宣室（宫殿名）行致斋礼，就可约束民众的精神和思维，使臣民凛然如对师保（古时教导贵族子弟的官）。使内心澄彻，如明镜止水，照到的地方没有看不见的；使方寸之地豁然开朗，如空谷虚室，约来的人才没有不能容纳的。

    一种想法萌生了，知道这是出于天理，就要让它如期见于行动；一种心愿出现了，知道这是出于个人的**，就要让它如期灭绝殆尽。在爱憎感情上，察觉到所喜爱的人就想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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