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根据各种参劾的奏疏提出意见，说南直隶巡抚海瑞实为“志大才疏”，应该调任闲曹。这情形是如此微妙，一年之前没有人敢于非议这位朝廷上最正直的忠臣，一年之后他却成了众矢之的；一年之前文渊阁和吏部还因为海瑞的抗议，对他另眼相看，一年之后他们却建议皇帝让他去重新担任不负实际责任的官职。愤愤不平的海瑞终于在1570年春天被迫辞职回乡，在提出辞职的奏疏中，他痛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这种一概骂倒的狷介之气，使他在文官集团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可见海瑞虽是千古忠臣，道德没话好说，可与国家，并无多大用处。

    这一点后来的张居正看得最明白，万历皇帝登极，张居正出任首辅。这位文渊阁的首脑和海瑞一样，尊重法纪而讨厌苏松地区的地主。由此，海瑞曾经和张居正作过接触，希望他主持公道。张居正给他的复信中说：“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参与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这种以委婉的语句，告诉世人，轻率躁进而拒绝援之以手，使海瑞赋闲家居达15年之久，一直要到1585年，他才被重新起用为南京右金都御史。

    而相对的张居正，在人品自是难以与海瑞相提并论，但就做事上就会做多了，他任内阁首辅10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但让我选，我还是选择张居正。

    其实不仅仅是他们两人，历史上还有很多，譬如大明朝天启二年，新科状元文震孟指责天启帝没有真正承担起经国大任，竟上疏说：“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这封奏折上递后，权阉魏忠贤故意留压二没有立即上奏。却乘天启帝观看木偶剧时，适时将疏中“傀儡登场”语告诉皇帝，说文震孟恶意将皇帝帝比作偶人，并要求皇帝杀之。皇帝当然点头同意，但终经众臣苦劝力争，硬是将震孟给保了下来，只让天启皇帝憋了一肚子火，这也是忠臣们虽然为了皇帝的利益，不惜身家性命，但让人下不来台，皇帝也一肚子火。

    当然，忠臣与良臣虽然并不相同，但也并没有必然的界限：忠臣也可能具有良臣的能力，良臣也可有忠臣的忠心，两者一般不太好区别，但就做事的具体风格而言，忠臣重视的是事情的过程，往往宁折不弯，不计后果；良臣则务实一点，坚持原则性但往往又掺杂些灵活性。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意欲征辟贤隐，粉饰太平。当时有两位贤士，深受王莽器重，一个是汉哀帝时光禄大夫龚胜，一个是齐人薛方。两人都不愿就征，但朝庭都欲强而起之，无奈之下，龚胜采取的是绝食式的抗争，饿至十四日才气绝身亡，薛方采取的方式则相对轻松些，只对着来使拜谢道：“尧舜在上，且有巢由，今明主方著唐虞盛德，小臣愿守箕颍高风，请善为我辞。”使人回复朝命，将事情经过告诉王莽，莽听他称颂自己，很觉惬意，倒也放他过去了。两者当时都被视为贤良，相较而言，龚胜付出的成本、代价更大些，这也是忠臣的成本与代价。

    再如，武则天时丞相狄仁杰则相对圆融得多。长寿元年正月，狄仁杰因被武承嗣、来俊臣等诬告谋反，被捕入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谋反”，狄仁杰也爽快得很，立刻承认：“反是实！”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其收监，不复严备。狄仁杰回到狱中，暗暗地在被单上写明冤情，并通过家人上告武则天，终得辩白冤情，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李氏大唐的江山。岳飞身死，而使北伐成为画饼，狄仁杰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大唐的社稷，说这么多，其实就说一点，忠臣很多的时候是忠于君主，为君主效忠的官吏，他们有完美的节操，有无与伦比的道德，但与国家的作用就不如良臣了。良臣有才干，更多的是为国家，为家族谋划，为了心头的理想，有时候没有注重道德，比如张居正，他不是忠臣，但你不能说他不是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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