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工作，让她和我们一起到乡里做计划生育手术。”

    这位60多岁的老人满脸沧桑，根本看不出真实表情。在杨正义与他说话的时候，他既不点头，也不摇头。

    看到老人的这副模样，一个工作队员态度强硬地对他说：“杨秘书和你说话呢，你也不回答，你是聋子还是哑巴呀！”

    老人还是没有作声，工作队员准备继续骂他，被杨正义制止了，他说：“别着急，让他老人家想想。”

    然后杨正义耐心地对老人家说：“老大爷，我们不是不让你的女儿生育，但要求她执行国家的政策规定，隔几年之后再生。你让女儿和我们回去，我们不会为难她的。如果你的女儿不出来跟我们一起走，我们今天是不会离开你家的！”

    在杨正义反复劝说之后，老人终于开口说话了。他气鼓鼓地说：“她不在我家里，你们再等几天也没有用！女儿是女儿，我是我，有本事你们直接去找她，不要拿我来出气！”

    见到老人的态度没有松动的迹象，杨正义离开了他。他要去与工作队的同事们商量，如何才能使老人把自己的女儿动员出来做计划生育手术。

    经过反复商量，杨正义还是决定在老人家里进行搜查，因为情报已经确证超生对象就住在这里。杨正义是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他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被抄过家，他对抄家深恶痛绝，对人权格外珍惜。但他现在面临深刻的矛盾，一方面知道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控制人口急剧膨胀，如果听任超生行为泛滥，那么中国永远不可能实现民富国强。另一方面他又知道我们必须尊重和保护人权，不能随意抓捕人，不能随意拆毁他人的房屋，更不能肆意剥夺他人的自由。正因为如此，杨正义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剧烈痛苦。

    当工作队员在这户人家的各个角落仔细搜查的时候，杨正义一个人信步来到了房子外面的猪圈旁边，他站在猪圈外面，看着猪圈里的猪由于饱食终日而无忧无虑地幸福生活着。杨正义心想，猪很多时候比人更幸福，因为它们没有思想，它们也不用思考，它们只要吃饱喝足就行了。但猪是悲哀的，它们在被人们养肥之后只能任人宰割，它们的命运永远是未定之天。

    当杨正义在猪圈外面专心看猪的时候，他没有注意自己周围的情况。因为他知道，如果发现了那个超生的计划生育对象，工作队的同事们是一定会来告诉他的。他没有必要跟着他们一起去搜查，他只要在这里等着就行了。杨正义仍然在专心致志地看猪，在思考人的命运和猪的命运，一个人却在这时候悄悄地向他逼近，这个人就是这户家庭的男主人，也就是刚才和杨正义说话的老人。老人手里拿着一截巨大的木头，趁杨正义没有注意的时候将木头向他的脑袋上狠狠地砸去。杨正义听到“嗖”的一声响，紧接着有一阵风刮来。他本能地一偏头，那截木头砸进了猪圈里。不偏不倚，正好砸在猪的脑袋上，刚才还在哼哼唧唧舒坦睡觉的肥猪头上立刻鲜血四溅。

    杨正义大吃一惊，他回过头来怒目注视着老人，大声质问：“老大爷，你想干什么！”

    老人哆嗦着手对杨正义说：“你们丧尽天良！我女儿的孩子都怀上好几个月了，并且身体有病，你们还非要她去做手术，你们忍心让你们的家里人也去吗？”

    在这位老人发飙的时候，工作队员们迅速地围拢过来。他们抓住老人的双手，把他捆了起来。老人一边挣扎一边怒骂：“该死的！断子绝孙的！你们这样无法无天，我们老百姓怎么活？”

    杨正义严肃地对老人说：“老大爷，我们每个人都要执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如果是我们家里的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他们也必须受到处理！”

    杨正义让工作队员给老人松了绑，但没有让他离开。杨正义知道这是他的第一次考试，他必须考试及格，否则他今后就无法带好这支队伍，无法完成肩负的工作重任。

    天已经逐渐黑下来了，老人始终没有屈服。在任何时候都决不放弃，这是杨正义自小以来养成的性格，这种性格现在派上了用场。杨正义和计划生育工作队的同事们都还没有吃晚饭，他们今天到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吃晚饭，这还是一个未知的问题，但即使不吃晚饭，他们也不会离开这里。老人在自己家里坐着，既没有答应工作队的要求，又没有去做自己家里的晚饭。

    或许是被杨正义的决心所威慑，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老人主动来找杨正义。他诚恳地对杨正义说：“这位同志，我看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我愿意相信你。你说我女儿今后还可以生育，这是真的吗？”

    听到老人问这个问题，杨正义看到了希望。他告诉老人说：“老大爷，根据政策规定，你女儿可以生二胎，但必须在四年之后再生。她现在应该去做流产手术，然后再按规定办理生育第二胎的手续。这些事情都办好了，她今后是完全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的！”

    老人似乎还不太放心，他对杨正义说：“我看你是一个好人，你能够给我写一个保证吗？”

    杨正义感到左右为难，他不是害怕写保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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